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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kekedog

正因为国有化的铁路体制,造成全国铁路里程少了至少1万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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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4 16:43:55 | 显示全部楼层
kekedog 发表于 2014-9-4 16:37
在1931年之前,关外是张大帅及其子张作霖的,张作霖特别鼓励创业,也就是民间资本的投入,这也使得东北无 ...

关外是张大帅的不错,但修铁路大部分是国外资本,特别是日俄资本。
不要忘记张作霖是日本人在铁路上炸死的。
 楼主| 发表于 2014-12-2 17:12:30 | 显示全部楼层
swm69 发表于 2014-6-14 10:40
铁路乃至国民经济都要统筹兼顾,不能想当然,任何一个行业做大做强,盲目扩张,死路一条!!

市场经济 的 精髓 就是 要有 一定的冗余,从而 避免短缺的情况发生,用计划经济之下,北京地铁的悲剧将会被全国复制的..

发表于 2014-12-2 20: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发表于 2014-12-2 20:25:22 | 显示全部楼层
揭开蒋介石南京时期所谓“黄金十年”的真相
作者:网友 发布时间:2009-12-09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大  |  中  |  小
http://www.dfbx365.com/viewthread.php?tid=16103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七年,能够做的事情着实不少,但发生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实际中发生的事情有很多并不是蒋介石吹嘘要做的事。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形势远远超出了蒋的控制力,结果整个事件就变成了一个民族悲剧。关于“黄金十年”的神话,事实上就是一个粉饰失败的典型事例。
  蒋氏的粉丝们一口咬定所谓的“黄金十年”取得了多少多少成就,但事实上,这十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并不可观,特别是在整体经济规模较少的情况下,虽然个别产业的增长率达到了接近两位数的水平,但对于经济的整体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明显的。
  特别钢铁产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在蒋政权方面,先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但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接管后,经过十多年的统治,竟然没有使该厂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却将挖出的铁沙,以及炼出的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杀人武器,用来屠杀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东北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结果使得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迅速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居然还有人大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有人说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划持久抗战的大计,然而事实上却处处表现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断地弱己强敌。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报道,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机器加工业可谓面临崩盘。据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种咄咄怪事在与“英勇抗敌”的吹嘘声相比,也实在是怪异荒唐得可怕,堪称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均能创造的超级奇迹。其中的原因嘛没别的,就是国民党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
  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
  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蒋介石时代(1927-1949)中国仅有的几项重大建设成就
  1.建筑中山陵。
  2.兴建钱塘江大桥。
  3.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贡献。
  4.1942年向美国派出三十多人厂矿工程技术骨干的,有专人管理的实习进修队伍,其中大部分回国成为当时大型国营厂矿的领导骨干。开后来(1978起)公派流学生,进修生之先和。
  近年来网上以为蒋介石统治翻案和非毛化为目的者的所谓“黄金十年”,只可供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们自我安慰而已。
  补充一点:三十年代苏南富裕农村的死亡率
  表一 1931—1934年江苏省江阴县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 计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平均 30.9  39.9  47.4  ——
  2.婴儿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计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年)。
  野草注:之所以选择1931—1934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1933年富裕的苏南农村的死亡率,比解放后最困难的1960年的全国农村(包括广大内地和西部,且被右派称为“大饥荒年”)平均死亡率高出近一倍。1931-1934年苏南农村平均死亡率比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正常年景的全国农村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比七十年代高出6倍。
发表于 2014-12-2 20:26:14 | 显示全部楼层
宪之:“黄金十年”背后的血腥——“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屠杀史料考证”
作者:宪之 发布时间:2007-04-03 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 大  |  中  |  小
“黄金十年”背后的血腥——“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屠杀史料考证”
按:“黄金十年”、“光荣革命”、“妥协”等等,都是近些年“告别革命”协奏中的强音;而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便被百般妖魔化,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无一幸免。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战争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百余年可歌可泣的斗争,是否为“过激主义”、“斗争哲学”蛊惑的结果,与其论辩,不如看看下面一则史料。
  这也是鲁迅与胡适从携手到分道扬镳的时代背景,近些年“扬胡贬鲁”成为潮流,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分辩大的是非。
  下面文字来自春秋中文网 vvP4fV。
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屠杀史料考证
  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以过去的户籍资料为准进行清查户口、划分保甲等工作。西方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详尽的一次户口清查,其目的是为了抓住任何一个红军或党的嫌疑人员及家属。   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2、“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3、“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   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乌有之乡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发表于 2014-12-3 08:09:2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huamao_zhh 于 2016-7-18 20:45 编辑
kekedog 发表于 2014-12-2 17:12
市场经济 的 精髓 就是 要有 一定的冗余,从而 避免短缺的情况发生,用计划经济之下,北京地铁的悲剧将会被全 ...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利益最大化、以金钱衡量一起,因此冗余压根就不是市场经济的必须。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自由市场经济早就进入了坟墓。
 楼主| 发表于 2016-7-18 17:49:11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朝的王安石 发表于 2014-12-2 07:22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假设没有嘀嘀快车,你下雨天就没有办法回家啊。。。
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公交车啊。。。

发表于 2016-7-18 18:01:12 | 显示全部楼层
kekedog 发表于 2016-7-18 17:49
假设没有嘀嘀快车,你下雨天就没有办法回家啊。。。
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公交车啊。。。

没有滴滴的那么多年,大家依旧能回家,因此说,这个能不能回家跟滴滴快车没有任何关系。
发表于 2016-7-18 22:08:1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可可狗,你是来逗大家开心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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