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mao_zhh 发表于 2013-5-13 23:48 
哈哈，你去查查那个条约是哪年签约的，在结合当时国内的形式，看看签约的目的是什么把。
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参战
1938年6月，在德国军事顾问即将从中国撤出的时候，27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抵达中国。11年之后，苏联顾问重返故地，不过他们的使命已不再是支持中国革命，而是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扩张。 众所周知，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并不是苏联援华抗日的开始；1937年8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不久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大批军火，并派遣志愿空军人员来华作战。今天，许多人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中苏关系史上的这重要一幕会伴随着热烈友好的气氛；可事实上，当时这一切都是以低调进行的。 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曲折 苏联军事顾问第一次来华服务是在中国大革命时期。那时，苏联同中国的关系相当奇特。1923年至1924年间，苏联在支持和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1927年，苏联对华关系遭到双重挫折。4月，蒋介石在北伐中途公开实行反苏反共政策，致使苏联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引起苏联政府的严重抗议并撤回驻华代表。不过，苏联当时并未宣布与中国断交。直至1929年7月，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发生冲突，双方关系才完全断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依然存在，这就使得中苏关系的调整举步维艰。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两国是否需要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在同苏联秘密商谈复交问题时，南京政府出于内政方面的考虑、特别是“剿共”的需要，就提出要首先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再复交。这一违反常理的要求遭到苏联断然拒绝。此后，南京政府才被迫同意无条件复交。1933年5月，中苏两国开始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进行磋商，但不久便因苏联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等问题而搁置。南京政府认为，苏联已经侵犯了中国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毫无意义。 1935年后，面对日本向华北的不断扩张，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对苏政策，准备实行“联苏御日”的方针。为此，蒋介石陆续派人向苏方试探，希望两国越过互不侵犯条约，直接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但是，苏联政府坚持只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表示愿意在签订这一条约之后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究竟是签订互助条约还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两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反映出双方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重大疑虑。苏联政府担心，如果签订互助条约很可能会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而南京政府正想把抗日重担转嫁到苏联身上；同时，苏方还担心，如果没有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作保证，那么一旦中国抗战失利，国民政府对日立场软化，中日甚至可能签订一项反共协定，联手对付苏联，出现“让中国用我们的武器打我们”的局面。而从南京政府的角度来看，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意味着苏联有不可推卸的援华义务，反而可能影响英美对中国的援助，并引起德国的不满。 1937年4月，鉴于形势日趋严峻，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议立即开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但南京政府仍然犹豫不决。卢沟桥事件发生后，7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蒋对他们说，如果事态扩大，爆发全面战争，那么“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中苏互助条约。此时，蒋介石想要的仍是一个互助条约，无奈苏联态度坚决，国民政府实际已别无选择。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8月30日，这一条约被正式公布。为了不致引起列强的猜疑和日本的敌视，苏方宣称“这一条约并没有在现时针对某一国的含义”；中方则向各国保证，条约的目的在于“实现中苏邻邦的和睦相处”，并无它意。 在中苏谈判的过程中，尽管蒋介石一再表示，他不能容忍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的军事援助挂钩；但事实上，正是这个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援助中国。苏联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来拖住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 苏联军火援华与三笔对华信用借款 在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国民政府就已迫不及待地向苏联发出了军事援助请求。8月14日，即淞沪抗战打响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以蒋介石的名义向鲍格莫洛夫提交了一份军火供应合同草案。在这份合同草案中，国民政府要求苏联迅速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与236门大炮，并要求苏联向中国派遣飞行员、航空技师、炮手与坦克手以训练中国人。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立即派出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寻求援助。为掩人耳目，这个代表团对外称“考察苏联实业团”。代表团出发前夕，蒋介石亲自召见杨杰谈话，给他布置的任务是：促进苏联参战，也即是促成中苏互助协定，最低希望为“俾苏方源源接济我军用品”。 对于中方援助军火的要求，苏联迅速作出反应。中国代表团于9月8日抵达莫斯科，受到隆重的接待。据杨杰日记所载：苏方“对于所需各物，尽量一次给与，且开价极低，一切愿望中国胜利之热诚处处表现”。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物资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陆续运到中国。主要有军用飞机297架、各式火炮290门、坦克82辆、汽车400辆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枪支弹药，总值为485，574，436美元。仅此第一批，苏联提供的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过了德国。苏联提供的这批武器，有些款式较老，性能较差；但也有一些是苏联所能提供的最好装备，如T－26型坦克。 抗战期间，苏联援华军火的绝大部分是利用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这样的借款共有三笔： 第一笔对华信用借款为5千万美元，于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有关条约规定，信用借款用于向苏联购买军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实际上是购买中国在战争中急需的飞机、大炮等军火物资。由于此前苏联已开始向中国提供军火，所以条约规定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算起，利息为年利3％，自1938年10月31日起，分5年偿还，每年偿还1千万美金。条约还规定，信用借款与利息，中国以苏联所需之物品与原料偿还，主要是茶叶、桐油、药材、皮革、羊毛、丝、棉花、锑、锡、锌、镍、钨、紫铜等。 苏联第二笔对华信用借款仍为5千万美元，于同年7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条约规定中方从1940年7月1日起5年内偿还。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前一次和这一次信用借款商定后并未立即签字，原因是中方代表杨杰迟迟没有收到签约的全权证书，所以直到1938年8月11日，这两笔信用借款才正式签订。 苏联最后一笔对华信用借款为1.5亿美元，有关条约于1939年6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条约规定中方自1942年7月1日起10年内偿还借款。后两次信用借款的使用、利息和偿付办法与第一次基本相同。 以上三笔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总计为2.5亿美元。这三笔贷款中方实际使用了多少？中外史学对此一直说法不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李嘉谷，利用中方档案并参考俄文资料进行多年研究之后，基本澄清了这个难题。李嘉谷得出的结论是：中方前后共分9次动用这三笔借款。其中，第一、二笔借款总计1亿美元，分5批动用，至1939年9月1日全部用完。第三笔信用借款，自1939年9月1日至1942年间，动用4批，总计略超过一半。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联对华第三笔信用借款的使用便告停止。这样，中国在抗战中实际使用的苏联信用借款约为1.73亿美元。 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优惠的信用借款，还以大大低于当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向中国提供武器军火。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1939年，孙科第二次访问苏联归来后说，他从莫斯科得到了一笔新的1.6亿卢布的贷款，按国际价格，这相当于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的价格折算成美金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这些条件都是由斯大林元帅和蒋介石委员长互通电报商妥的。 英勇的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在中国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中国领空的作战主要是由外国飞行员承担的。最先以苏联空军志愿人员为主力，后来以美国空军志愿人员为主力，其间参战的还有英、法等国的少数空军志愿人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空军约有作战飞机300架。当年8月中旬“淞沪抗战”开始后，明显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进行了殊死战斗，虽然取得了初战胜利，但终究实力不济。至11月底，中国空军仅存作战飞机30架左右，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在国民政府向各友好国家发出紧急援助的请求后，只有苏联政府迅速作出回应；最有实力的美国此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政策，而在战前建立中国空军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是最重要的角色。 最初交中国使用的飞机是苏联政府从苏联空军中紧急调拨出来的。由于中国方面在机场和航空油品方面存在不少困难，苏联的第一批飞机于10月22日才飞抵中国西北地区，比原计划有所推迟。随同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是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共计254人。苏联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后立即担负起两项任务：一是直接参加对日空战和轰炸，二是培训中国飞行员和航空技师，重建中国空军。 1937年12月1日，在南京保卫战的关键时刻，苏联空军志愿队的第一批25架И-16型歼击机抵达南京机场。当天，即在队长普罗科菲耶夫的率领下五次升空作战，共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自己无一损失。在最初几天的战斗里，苏联空军志愿队除击落日军十余架轰炸机外，还在上海港击沉了日军一艘巡洋舰及两艘运输船。 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又在上海、南京、武汉、兰州、西安、重庆、成都等地多次执行空中作战任务，给日本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以重大打击。其中，对日军震动最大的是对台北的奇袭。1938年2月23日，波雷宁率领10架苏联轰炸机由汉口起飞奔袭日军台北空军基地。由于完全出乎意料，当苏联轰炸机队抵达台北基地上空时，日军的高射炮没有开火，歼击机也没有升空；苏联轰炸机队得以准确地将全部炸弹倾泄在机场和港口的目标上，随后又顺利地安全返航。据中方当日获得的情报，这次空袭击毁了机场上约40架飞机，击沉和击伤了一些船只，破坏了机库和港口设施，烧掉了三年的油料储备。震惊之余，日军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事后，日本政府免除了台湾行政长官的职务，并将军事基地主任撤职并送上法庭。此后，在为期四个月的武汉会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担任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群指挥员的斯柳萨列夫回忆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争第一阶段，在中国上空的战斗中，我们的飞机和我们的人是突袭日本空军的主力军。只要提一点就够了，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在空战中击落了日军飞机一百余架”；“我们机群的60人中，只有16人返回祖国。” 当苏联空军志愿飞行人员在空中英勇作战的同时，苏联教官也为中国培训了大批的空军业务骨干。据苏联学者统计，中国空军中，经苏联教练员训练的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射手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据中国军方统计，从1937年8月至1940年，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日机931架，其中1938年为409架。这一战果无疑是中苏两国空军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从1937年秋季至1939年夏季，先后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包括航空技师）总计有七百多人。他们当中有二百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自由独立献出了生命。据统计，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在华人数最多时是1939年10月，达425人；最少时是1940年6月，仅48人。1939年夏季，欧洲形势日趋紧张，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分批回国。以后，只留下少数苏联空军顾问和教官在兰州、伊宁等地继续从事对中国空军人员的培训工作。 难以施展才干的在华苏联军事顾问 随着苏联援华规模的不断扩大，1938年6月，国民政府又向苏联提出派遣高级别军事顾问来华工作的请求。这个请求是蒋介石经驻苏大使杨杰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的。蒋特别提到，希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加伦将军能再次来华；但是，加伦在肃反中被误杀，此时已不在人世。对于中方的新要求，苏方很快作出反应，当月即派遣27名顾问来华。 抗战期间，苏联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前后共四任，最初由1937年11月来华的苏联使馆武官德拉特兼任，此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和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隶属于最高统帅部，在总顾问之下建立了覆盖国民政府军队各战区、各兵种的顾问机构。派遣来华的军事顾问都是苏军中比较优秀的军官，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素养和较丰富的作战经验。
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训练国民政府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由于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训练、补充低级军官和各兵种技术骨干就成为当务之急。苏联顾问根据实战需要，采取分层次、分兵种的训练方法，力争在短期内提高中国军队的素质。特别是在空军、炮兵与坦克兵等技术兵种中，苏联顾问和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根据苏方史料，至1939年10月在华军事顾问已达80人，至1941年初更增加到140人。从1937年至1942年间，先后来华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有三百多人，而苏联军事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加上志愿飞行员等总数大约有五千人。经由苏联顾问和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各类学员大约有九万人。 1938年至1941年间，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了中国正面战场几次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订，但苏联顾问的建议很少被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完全接受。 在1938年夏秋举行的武汉战役中，刚刚来华的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发现中国军队采用的是落后的被动防御，于是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积极的防御的计划。可惜这个计划只是在消极防御失利后才被部分采纳，未能起到多少作用。 1941年夏秋，中国军队发动了反攻宜昌的作战。在发动反击之前，苏联总顾问崔可夫用了三个星期时间深入前线作实地考察，最后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商定了作战计划并报蒋介石批准。然而，在战役进行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下令停止进攻，结果是前功尽弃，宜昌得而复失。 唯一的例外是紧接反攻宜昌展开的第二次长沙会战。这一次中国军事当局完全接受了苏联顾问制定的作战方案，使日军遭到重创，被迫北撤，暂时放弃了南进的企图。 总的来看，苏联军事顾问同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之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尽管蒋介石从未像信任德国人那样信任苏联人。由于有比较丰富的在华工作经验，苏联顾问十分注意工作方法。 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苏联顾问深知蒋介石和他的将领缺乏进攻勇气，但并不当面指责，而是耐心说服，争取他们的支持。长沙会战告捷后，苏联顾问立即退到幕后，“仿佛不存在一样”。当蒋介石兴致勃勃地邀请所有在华军事使团团长同他一起乘专机飞往长沙视察战场时，崔可夫以身体不适为由谢绝了蒋的邀请，并命令所有的苏联顾问不得参加这次“检阅”，为的是让蒋介石及其将领独享全部胜利的荣誉。正如一位在华苏联顾问所说，“经验表明，顾问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外交家”。 苏联在援华过程中谨慎地避免触及中国内政中的敏感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将全部援助都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据说，援华初期，苏联曾考虑赠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一些武器。无论有无此事，蒋介石对此极其敏感。他曾几次致电在莫斯科的杨杰和孙科，要求他们对任何“以俄货直接由俄接济共党之说”，必须“严词拒绝，切勿赞同”。 对这个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也是十分现实的。在崔可夫来华前夕，斯大林曾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是向一个与我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则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由于有苏联的援助加上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 斯大林的战略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以避免日苏战争，而蒋介石对苏政策的最高目标是促请苏联参战。为此，国民政府做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蒋介石本人也曾两次急迫地要求苏联出兵。 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至11月间。当时，淞沪会战正处在僵持之中，而九国公约组织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中日冲突。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询问苏联的参会方针，他十分关心的问题是“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间”。11月11日，斯大林接见杨杰、张冲，就中方请求苏联参战问题作出郑重答复。他说：“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两周以后，蒋介石又亲自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出兵，“给中国以生存的帮助”，“挽救东亚危局”。自然，这一呼吁毫无作用。 第二次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当年7月，苏日军队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一带发生冲突。8月，中日军队在武汉地区展开了另一场大会战。此时，蒋介石再次向苏联提出缔结互助条约的问题，实际是借此敦促苏联尽快出兵。9月中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答复说，只有出现以下三种情况苏联才能参加对日作战：（1）如果日本进攻苏联；（2）如果英国或美国参战反对日本；（3）如果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地区各国参战反对日本。这实际是明确拒绝了蒋的要求。 很难说蒋介石究竟对苏联出兵抱着多大期望，但在困境之中他肯定对此难以割舍，哪怕只有一丝可能。此后，1939年5月至9月，苏、日军队在满蒙边境诺门坎发生了大规模冲突。蒋介石再次燃起了苏联参战的希望。但是，这次更大规模的冲突最终也和平解决了。 1941年，多方面原因促使中苏关系迅速趋于冷淡。1月，中国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围歼中共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这使得苏联不得不出面干预，并以停止援助来向蒋介石施压。4月13日，在看清日本已无意北进之后，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此后，苏联已无暇东顾。 苏联军事援华的结束 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奉召回国，这可以看作是苏联援华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标志。此时，中美已经结盟，蒋介石也不再打算继续邀请苏联顾问来华。事实上，仍有一些苏联顾问和专家留在中国，直至1944年5月由于新疆问题引起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才将他们全部召回。 作为中苏关系上的重要一幕，这段历史有不少值得人们玩味之处： 当时，中苏之间的合作是以抵御日本侵略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但合作对两国政府来说都是权宜之计。鉴于以往第一次合作的教训，新的合作有明确的限度，合作双方都谨慎地提防对方损害自己更根本的利益，蒋介石担心苏联会借机干预中国内政，而斯大林则担心中国会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因此，中苏合作的形式也比较简单，基本限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而尽可能不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 就苏联当时的国力而言，斯大林相当慷慨，他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是及时的、大量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可以认为，苏联在1938年至1940年间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与美国后来在1942年至1944年间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大致相当，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而且国民政府得到这些援助也未像后来获取美国援助那样颇费周折。 中苏之间的这次合作，对苏联来说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中国来说毕竟是在抗战最孤立、最危险的阶段得到了外来的巨大援助。斯大林的精明体现在他对援华目标的把握上，他的目标明确而有限，就是要让中国有能力拖住日本。当苏联免除了日本进攻的顾虑之后，双方的合作实际上也就结束了。此后，苏联淡出中国。 苏德战争结束后，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也由此重新获得了在中国的影响。
| 
楼主: 侏罗纪蚊子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3-5-13 23:4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