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才是刺杀宋教仁的最大潜在受益人
作者：芦笛
孙中山才是宋案的最大潜在受益人
为研究者们普遍忽略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宋教仁为实际领袖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大胜，对孙文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对袁世凯的。
宋死后，革命元老章太炎曾感慨地说，宋有宰相之材，“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他当然怀疑袁，但亦责孙黄，主张“唯有双数袁与孙、黄之恶，使正式选举，不得举此三人”。
章疯子乃光复会元老，同盟会建立人之一，且为该会机关报《民报》之主笔，深知革命党人内部的烂污，当然不会凭空胡乱猜疑他人。其实，宋和孙之间矛盾由来已久。
如所周知，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其中第二次导致了同盟会的严重分裂，东京同盟会总部从此名存实亡。章太炎、陶成章与孙大吵，孙在１９０９年１１月宣称自己在南洋重新拉了组织，“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而章、陶则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在华南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其声势大有超越同盟会的模样，这就是为何陈后来要暗杀陶成章的根本原因。
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第一次倒孙风潮中，孙通过日本浪人购得村田式快枪2000枝，子弹120 万发，准备秘密运回国作乱。事为章太炎得知，他认为村田步枪早已过时，这么作是坑害国内同志，使他们白白丢了性命，于是便以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极为恼怒，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又派林文返回东京传旨，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干预军事，并写信给卖枪的日本浪人，要他以后再做此类生意时一定要背着其他党人，只和他一人单线联系。由此可见他对宋偏袒章颇为怀恨。
第二次倒孙风潮导致同盟会瓦解。宋虽没有跟着章、陶反出同盟会，却也没有追随孙去参加他在南洋组织的所谓“中华革命党”（按：“中华革命党”的旗号是孙在１９１０年首次在南洋打出的，但没有什么活动。在“二次革命”后孙流亡海外，再次打出该旗号）。相反，他回到上海，和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一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实际上独立的组织，采用了陶成章在华中起事的战略主张，最终导致武昌“首义”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的主张可以说是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最后参议院票决定都北京。孙黄大为恼火，黄甚至威胁派兵把议员抓起来。在枪杆子的威胁下，参议院被迫再次投票改变了原来的决议，同意定都南京。
在政体问题上也是这样。孙文回国次日，即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孙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宋主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参议院讨论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作为湖南参议员参与其事，仍然坚持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再度与孙发生冲突，孙派便说他想作内阁总理，于是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仅规定了实行总统制，而且竟连内阁总理都不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孙提名宋为内务总长，竟被参议院否决，孙便委他作了法制院总裁（一说为法制局局长）。
此中曲折也颇耐人寻味。宋其实是民国的“总设计师”，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多出自他的手笔。孙提议让土匪中唯一一个懂点宪政的书生去作内务总长，当真是莫名其妙，而后来被否决也不运用他的影响试作挽回，却让宋屈就了内阁之外的闲职，不但和宋策划暴乱、缔造伪政府的殊勋极不相称，而且实在是大才小用。
后来孙大炮被迫出让总统高位，便立刻“己所不欲，专施于人”，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在民国第一个内阁中，孙什么职务都没捞到，反倒是宋入了阁，成了农林总长。似乎可以说，随着政府从南迁到北，孙、宋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左右迁。
民国成立后，孙和宋的政见也完全相反。孙主张同盟会在野监视鞭策政府，其实是想让同盟会保持秘密会党的身份，以武力作为要挟政府的手段，而宋主张“毁党造党”，将革命党改造为议会政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
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将非法的革命党改造为合法的议会政党，从来是暴力革命必然遇到的不可解决的悖论之一，对此我已经在和思云打擂的文章中说得非常明白了：如要暴力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就决不能是民主组织而只能是独裁组织。等到革命成功后，要这独裁组织交出非法获得的权力，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降为普通的议会政党，甘受法律约束，只可能是一厢情愿、书生气十足的梦想。
同盟会并非列宁式政党，革命成功后也未独揽大权，这个问题还不突出。所以宋还能提出这样的主张。等到后来国民党建立了党国，那就只有等到二蒋咽气，与虎谋皮才有了现实可能。我党执政迄今已逾半世纪，还丝毫没有出现改恶从善的迹象。
从个性来看，孙和宋完全是不同的两种类型。我早在《新时代的“抓革命”与“促生产”》中指出，革命家乃是人群中的病菌，只有在国家害了重病时才能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人就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郁郁而终。因此，乱世转为治世之日，乃是革命家最难受之时，要他们光荣退伍，放弃革命生涯，转入国家的经营建设，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毛就是最典型的终生革命家，不把天下搞得大乱他就浑身不自在。
孙其实也是这种人。如同袁大总统后来痛楚地发现的那样，孙黄辈天生是捣乱家，根本没有治国长才。因此，民国成立之后，孙、黄都如有所失，相继淡出了政治舞台。孙鼓吹“实业救国”，发誓十年内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但他岂是办实业的人？自他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之后，根本就没有过问过有关的专业。而黄乾脆下海经商，利用名望与地位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宋却急剧上升为新的政治明星。他以一人之力组建了国民党，孙黄根本未与闻其事，参与密谋的是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宸组等。国民党的成立，大大提高了宋教仁的政治声望，进一步确立了他在政治舞台中的显著地位。国民党最高领袖名为理事长孙中山，但实际主持则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著名记者黄远庸当时曾有评论：“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一人主持，”“宋君……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如果宋真的如愿以偿，入阁当揆，则必然要成为实际上与名义上的国民党魁首，孙中山势必从此出局：谁会去理会那毫无实权，基本退出国内政治舞台，只知道去抱日本首相桥太郎粗腿，与之发起共建“中日同盟会”，并一厢情愿地到处演说，鼓吹“大亚洲主义”的过气政客？
最无奈的是，与袁世凯不同，孙根本无法用合法手段把宋搞下来，甚至连借口都没有。除了使用非法手段，他根本就无法铲除这个已经在起而代孙的耀眼新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应桂馨密电中透出来的奇特的“恐宋症”，以及那迫不及待想杀宋的焦虑心情。
任何一个熟悉革命史的同志都该知道，革命领袖收拾起“同教异宗”的竞争对手来，从来远比对异教徒残酷万倍。后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范例就不用说了，陈其美暗杀李燮和、陶成章的先例就摆在那里。
因此，孙不但确有非除宋不可的理由，而且也将是宋案的最大受益人：宋死后群龙无首，他回来主持大局，以激进姿态要求讨还公道，无论成败如何，他都能保持党的领袖地位再不受后起之秀的挑战。
其实国民党成立伊始，舆论界便纷纷议论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以致宋本人不得不发表一封致各报的公开信，公开声明国民党内部并无内讧情事：
“连日各报载国民党事诸多失当，甚且如《民视报》等谓孙中山先生辞理
事职出于鄙人之排斥，《新纪元报》等谓孙、黄有冲突，皆不胜骇异。此
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故
党员无论新旧，对于孙、黄二公皆非常爱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
最多，惟孙先生此后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
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辞，现已推为理事长。鄙人与孙
先生从事革命几及十年，何至有意见之争，且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
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亦何至有内讧之原因耶？至于黄克强先生与孙中
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
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歧异，更何至有冲突之事，如各报所云云乎？”
不仅是舆论议论，就连和宋共同创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老战友谭人凤，也在案发前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
这消息之准确，不能不令人起疑。北京政府策划的暗杀人的机密要事，谭这国民党人怎么会知道？遗憾的是宋书生气十足，不待思索便斥为“杯弓蛇影之事”。
类似地，据说陈其美也劝过他，要他提防暗杀。他却狂笑曰：“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直到３月２０日他动身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还说“无妨”。
Again，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听到了风声，而且都认定是北京政府的密谋？一桩谋杀案在发作之前便如此广泛、如此准确地泄露出去，有史以来大概还是第一次，也大概是唯一一次。北京政府如果真是该案后台，那主事者当真是超级饭桶了。最奇怪的是，连远在武汉的谭人凤都知道应该提防应桂馨，上海滩地头蛇和特工暗杀专家陈其美却竟然不知，竟然毫不采取保护防范手段，只是空泛地口头警告了一番。
不管怎样，反正书生气十足的宋教仁就是看不到危险就在眼前，踌躇满志，以为大局底定。１９１３年３月２日，也就是被刺前１８天，他在游杭州时赋诗言志，写了《登南高峰》，其中有句谓：“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其勃勃雄心跃然纸上，与金主完颜亮之诗“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应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宋在此说的非常明白，他是拿定主意“竞上最高峰”了。前人写诗，写成后先在亲友之间传观，陈其美应该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不难想见，这诗会给他提出什么问题：宋要“上最高峰”，那么孙总理往哪里摆？或许，这就是应桂馨突然在３月１３日主动提出杀宋建议的幕后原因吧？
[size=+0]总而言之，过去史家咬死袁是主谋的重要根据之一，便是袁是宋死的最大受益者。如果这可以当成证据，那就不能不承认孙有更大的嫌疑：袁面临的是外部威胁，而孙面对的是更可怕的内部挑战；袁可以用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毁宋”（例如应提议的抛出宋的诈骗案），也可以以实力粉碎宋的问鼎，但孙既不能抛宋的档案（否则就会连带搞臭全党），也没有实力和借口去把宋从国民党的缔造人兼实际领袖的地位上搞下来；袁是宦途出身，和黑社会没有什么勾结；而孙的部下陈其美则是黑社会的大头目，是国党内的暗杀专业户；最后，袁没有用暗杀除去竞争对手的历史记录，而与国民党人特别是与孙中山竞争的革命领袖陶成章、陶骏保、赵声等人不是被孙的部下杀害就是离奇死亡。
因此，如果采用史家们的“论证”方式公平地审查宋周围所有的人，就不能不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孙的嫌疑都远远超过袁。
网友最后分析：
宋教仁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并不认为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仍然上书总统（帝制时代称为上‘遗折’）作最后诤谏。书曰：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宋为什么不寄语本党同志呢？而上书袁大总统，是否怕说出来会引起党内离散解体？而顾全大局呢？
[size=+0]而戴季陶在宋死后多年又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楼主: 张治中
发表于 2013-1-13 21:10:03
分享到新浪Qing 
发表于 2013-1-9 22:25:05 |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