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经广西去了越南，到达的第一站是广西仅次于首府南宁的大城市柳州（路过桂林，我们没下车）。我们乘坐去昆明的火车要经此转向西北入黔，必须在此转车。在这个历史古城大概呆了一天，一行8人来到南宁。
（图为：文革串联照片，图片来源：资料图。又：图文无关）
本文由凤凰网网友张玫供稿，作者现为南方某高校教师
编者按：从知青频道发表征稿启事以来无数网友把他们的文革记忆写成文字通过电子邮件、快递等形式寄往频道，频道从即日起以网友来信的方式与广大网友一起分享他们的文革记忆。
传奇经历忆少年
一、文革去串联
宇宙形成，地球诞生，人类进化，包括个体生命能降临尘世，本来就很偶然，有很多谜有待解释。人的一生，无论是伟大先哲还是芸芸众生，都有各自的故事。有人经历平平凡凡，有人遭遇传奇神秘，但个体的经历遭遇注定要被重大人物和重大事件影响决定。
公元1966年，绝对超重量级的谜一般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发动了空前绝后的，同样谜一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年文革，一幕接一幕光怪陆离的闹剧在神州大地上演：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抄家、揪斗、武斗、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七二一工人大学，赤脚医生、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潮流、反右倾翻案……，走马灯一般，让人应接不暇。
作为神奇和狂热的见证者，我的文革经历始于12岁时参加红卫兵大串联。
1966年夏，首都红卫兵南下野战队开始了首次串联，于是全国学生停课闹革命。各地学生蜂拥入京，接受检阅；北京学生四处点火，传播经验。上至繁华都市，下至边陲小镇，都设立接待红卫兵串联的接待站，不仅免费乘坐火车、汽车、轮船、公汽等交通工具，连住宿、吃饭（后来也收钱和粮票，但对于无钱者可借支）、逛旅游景点也不收钱（当时旅游点的门票只需几分钱）。
1966年8月初至11月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前后8次接见全国1300万红卫兵，给已成气候的红卫兵运动，以及红卫兵正在进行的大串联火上浇油。
串联时节，铁路公路车轮滚滚，大道小道人满为患。当今50岁以下者只知道每年春运“民工潮”导致火车乘客爆棚，却不知当年红卫兵“串联潮”拥挤之盛况。当时全国铁路无论是通车里程，车次、车速和运输能力都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各趟旅客列车里的桌子上、行李架上，座椅下，厕所内挤满了人，这种场面，回忆起来都让人胆战心惊。
文革第一年的中国大陆，数以百万计的13岁至22岁的初一至大四学生，在与现今有天壤之别的交通、通讯状况下，南下北上，东征西进，着魔似的宣传革命，顺便畅游大好河山。
很快，铁路、公路无法超负荷运转。不停止免费乘车，国民经济将会崩溃；停止串联，又会给毛泽东发起的这场运动泼冷水。幕布刚刚掀起，好戏还在后头，这样的难题让周恩来都束手无策。
恰好这时，大连海运学院和首都大学红卫兵发起徒步串联闹革命这一新创举，并很快得到已焦头烂额的中央领导肯定。从1966年11月开始，到1967年2月，乘车串联已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徒步串联。
徒步串联模仿30年前红军长征，只是地域更加广泛。红军到过的雪山、草地、大渡河、泸定桥、腊子口、六盘山等当时交通不便，红卫兵鲜有到达。主要目的地集中在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延安、南昌、遵义……，也就是现在所谓红色旅游之地。
当年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大鹏侦察卫星拍摄过这幅颇为壮观的图景：铁路沿线、公路两侧，到处是一队队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挎着黄书包，背着行李的青少年。23年后，北京曾出现过类似场景，但无论是声势还是人数，难以望大串联之项背。本人亲历两场在中华上演的大剧，不知是幸运还是悲哀。
此时我刚入初中，年龄和其他原因使错过乘车串联，无缘进京谒见伟人。但却不愿和多数同龄人为伍，丧失千载难逢机会。
1966年12月12日至次年2月上旬，我单独外出，名为徒步，实则混车，近2个月游历鄂湘贑粤数省及许多红色圣地，只到春节临近才意犹未尽归家。
本以为伟人北京检阅和全国串联会继续下去，为此我制定了宏大的游遍全国计划。可惜好景不长，不堪重负的当局要求红卫兵小将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并说待春节过后，春暖花开之际再行串联。后来证明，这只是周恩来的缓兵之计。毛泽东掀起狂热的目的已达到，再闹下去，过犹不及。可千百万红卫兵却在鼓里，他们怎知道政治家深似大海的城府。
尽管在春节后的2月下旬，我带着初二的姐姐，在串联已被叫停的惯性时间里，经郑州、江苏去上海小游十日。但没去北京城，未睹伟人天颜，这在当时是天大的憾事。
不安分的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实现宿愿。此时，各大、中、小学仍在停课闹革命，我必须运用在串联中积累的扒货车、混客车的经验，利用当时半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局势，在气候宜人的季节自行外出游玩。尽管没有成建制的同行者，没有提供免费食宿的接待站，不再有见到红卫兵就肃然起敬、给予各种帮助的社会各届人士，无票混车难度加大，但每天都有新鲜的见闻，毕竟是一件比上课读书更让人惬意的事情。
去北京的机会终于等来，这次出行极富传奇，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
二、畅游京津冀
1967年，文革进入第二年。这一年的春天，以上海王洪文的工总司夺权为标志，文革主力军开始从学生转向工人。围绕对各省领导者（多是一把手）的态度，文革群众分化成造反和保皇两派，争论的焦点无非是这位领导属于毛泽东司令部，还是刘少奇司令部。从现在看来，毛泽东是要报数年前7000人大会上受羞辱的一箭之仇。
进入五月，河南、湖北、湖南、两广的造反派组织受到打压。于是，京广铁路沿线又出现了一幅新的画卷：一列列风驰电掣的货车上，除少数农村的无钱乘车者外，扒满了去北京上访的造反派，有工人、也有市民，更多的是无课可上的大、中学生。他们中不乏串联时周游各地的老手，也有一些亡羊补牢的新雏。和一些为个人冤情告御状者不同，这些“上访者”从属于造反组织--广东的“三面红旗”、广西的“4。22火线指挥部”、湖南的“湘江风雷”、湖北的“工人总部”，还有河南的“二七公社”。
我父母当时流落鄂北小县，下放林场改造思想。我则寄宿在当地的一家工厂，和一帮无课可上，无事可干的少年每天在火车站闲逛。扒乘货车北上河南信阳，南下省城武汉是我们隔三差五的功课。
当时的同龄同学鲜有像我有出过远门经历，他们的家长对孩子出门不甚放心，也不愿意拿出几元钱的游玩费用。比我小半岁，40多年来一直和我有密切交往的陆健成为我这次出行的伙伴。他和我一样读过很多书，历史和古典文学知识不如我，外国文学知识比我强，地理知识旗鼓相当，扒车水平和铁路知识则技高一筹。更为重要的是，他数天前在铁路上倒腾废品发了一笔小财--4元钱在当时足够游玩十天。
1967年5月23日傍晚，我们带着简单行装，从车站登上了一列北上的货车。
40多年前的地球确实没有现在温暖，初夏时光，在轰鸣声声、四面通风的货车上感觉到天阶夜色凉如水。8时，到达河南信阳，夜半，到达河南漯河，24日拂晓，到达郑州货站。
我们对货车运行规律了如指掌：铁路货车多数只停大站，很多大站有专门的货站。铁路中枢的货站有到达场、编组场，出发场；长途乘车要经常换乘，才能更快到达目的地；郑州过后的货车停车站是河南新乡、河南安阳、河北邯郸、河北石家庄、河北保定，然后是北京的火车货站丰台。
我俩在郑州停留了半天，去了三个月前我来过的小姨家。比我大近二十岁的姨妈是小学教师，她担心我们的安全，因此对我们的凌云壮志进行了打击，还站在河南保守组织“十大总部”的立场上同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进行辩论。最后的结果是给了我5元钱，使我有了4倍于陆健的财富。
5月24日中午，艳阳高照，华北平原小麦金黄一片，我们从郑州货站重新乘车，经新乡、安阳，天黑时进入河北境内。夏天夜短昼长，到河北邯郸时天还没黑，晚十时许到达河北省会石家庄。
石家庄是阻拦南方各省上访的第一道防线，每一列货车进站时就会有大批军人进行检查，截获上访者。
我们运用扒车的技能（进站前站外跳车），轻而易举的闯过了石家庄一关，下一个大站保定的防范更严，我俩不幸“落网”，被军人“请”进了市区某单位一所大礼堂，也就是劝阻上访接待站。在这里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次日晨吃了免费早餐后便偷偷溜走，步行至货站，在站外等火车驶出后又扒乘上去（当时火车的速度很慢）。呼啸的火车载着我们直奔丰台，此时，货车上全无石家庄以南随处可见上访人员的喧闹，前后数节车厢，没见人之踪影。
上午10时左右，货车停在了北京南数十公里良乡站，恰好一列同向客车进站。我们顺利登车，但很快在停靠长辛店站时因无票被查获驱逐出车，交车站处理。车站的工作人员在我们身上没有搜到足够补票的钱款（因为我们的衣兜里只放几角钱，元以上的钱都被卷成细长条，放在短裤的松紧带中，这是我串联学到的经验之一），只有网开一面。
5月25日中午，我们从长辛店乘市郊公汽到达北京广安门，步行经天安门广场至北京站。北京站是50年代和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齐名的十大建筑之一，雄伟壮观让我们惊叹不已。
*故宫和颐和园因文革没有开放，还有很多名胜路途遥远，我们无法混乘汽车，只在26日这一天游玩了故宫附近的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白天游玩，晚上在北京站候车室的椅子上和衣休息。
27日上午，我俩来到永定门火车站，顺利地混上了去天津客车，中午到达天津。我们在海河大桥附近玩了半天，27日晚混乘客车经河北沧州，午夜转车到达山东德州。次日早晨乘一列货车的尾车（车长是个很好的中年人），下午时分再次来到石家庄。北京、天津、德州、石家庄四座城市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模样，这是我又一次设计的尽量不走回头路的出行路线。
28日下午，两位为5分钱能买到两根冰棍而兴奋不已的少年（湖北是5分钱一根），在河北省城的街道上游玩半天。游北京、天津的目的已达到，原计划应顺京广线南下返家。但我突发奇想，南辕北辙，佯装从石家庄继续北上，再度去保定自投罗网，这样就能在劝阻上访接待站中办理免费返程车票，冠冕堂皇地乘客车回家。这样的灵机一动使我有了后来与谭继东的相遇，也就有了越南之行，这也是冥冥上苍对命运的安排。
是夜，我们在四天前来过的地方束手就擒。29日白天，在保定的那所并不陌生的大礼堂里，四个年龄仿佛的小伙伴萍水相逢，另外两个就是谭继东和袁卫。
自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一中初二（四）班的谭继东比我高半个头，白白胖胖的，头发很短，眼睛很大，一个神清气爽的少年。他博学多闻，能言善辩，串联时去过很多地方，串联结束后仍很少归家，东三省，华北、华东，四川、新疆。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他不久前和袁卫扒乘运送军用物质的货车去了福建的厦门--当时和国民党军炮战的前线，一般人不能去的军事禁区。
谭继东告诉我和陆健，他和袁卫去福建是为了参军，但没有成功。他还听说有很多红卫兵去越南参军，他俩这次经过保定是为了去越南。这个信息我是第一次听说，当时军人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以林彪为首的军方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对普通民众来说，拥有一件旧军装，一条军用皮带、一件军帽，一件军用书包，都是光荣和时尚。
他还告诉我们，他父亲是汉族，母亲是朝鲜族，兄妹二人，哥哥在东北某部队当侦察兵。他的字迹很漂亮，还经常给我们书写朝鲜文字。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谭继东尽管是男装，却长着一副女儿面容。负责管理我们的只有15岁的解放军战士小刘也和我们成了朋友（好像是四川人），他也和我们一样，常拿谭的长相开玩笑。
在谭继东的感召之下，我决定“入伙”，和他一起去越南，我身上的16元经费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还可以在外生活20多天。
江苏省武进县大黄庄中学的袁卫个头和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头很大，很憨厚的模样（谭继东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傻大个”，因我瘦小，后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耗子”）。袁卫说，他在串联赴内蒙探亲时结识谭继东，二人遂结成游伴。
陆健最小，个子也最矮，此时钱已用完，不打算“继续革命”，这次以不到4元钱的花费，走京下卫，已很知足。
5月30日中午，四位新结识的“驴友”持接待站为我们办的车票登上了北京至武昌的37次特快列车。5月31日晨列车停靠广水站，陆健下车，带走了我的已是累赘的厚重衣物。已经进入盛夏，而我要去的是炎热的南方。
三、结伴南国行
我已经不记得是在37次的列车上，还是在下车后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上，总之，我、谭继东、袁卫结识了从北京返程的5位广州三中的学生。18岁的黄洁端，还有15、16岁的黄自强、魏放民、俞小民、陈汉杰等4人。为我们三人的壮举所感染，他们决定和我们结伴同去越南。
扩充了的8人队伍从汉口站轻易地乘上了郑州至昆明的61次直快，经湖北南部贯穿湖南，20多个小时后，到达广西柳州（当时中国的火车，1至20次为特快，21至80次为直快，1967年，至昆明的铁路才全线贯通，但要经过湘桂线至广西，因湘黔线还未通车）。这是6月的第一天（儿童节，按现在标准，我当时也是儿童），我们面前呈现出与北方截然不同的南国风光。
除了大手笔发动文化革命外，毛泽东的伟人气魄还体现在敢于和世界头号强国叫板。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分别同美国人在朝鲜和越南过招。对于前者，世人知之甚多，抗美援朝是一场公开的、大规模的、直接的战争；对于后者，世人知之较少，抗美援越则是一场秘密的、小规模的、间接的战争。
早在串联高潮时期，就有北京红卫兵和其他几支南下串联队伍来到中越边境。他们很快得知中国秘密出兵北越的信息，一者是为了履行时髦一时的国际主义义务，二者是参军、打仗是实现凌云壮志的最佳途径。总之，串联红卫兵偷越国境，赴越南参军之事时有发生，特别是周恩来特批个别红卫兵参战越南后。对于这一段历史，数年前凤凰卫视曾做过几期节目。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老鬼在其作品《血色黄昏》中也有记述。
实际上，我们这一代被文革煽情的青少年，有过去越南经历者在全国不下千人，但如愿以偿，血洒疆场者寥寥无几。不过，数年后，红卫兵和知青去缅旬加入缅共游击队却大有人在，牺牲者也不乏其人。著名作家邓贤在其《流浪金三角》中多有描写。我们在去越南的期间，曾得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为老人家戴过袖章的宋彬彬去了中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她当时是北师大附中的学生，也是时任东北局书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宋任穷的女儿。这位曾引起武斗狂潮的坚定革命者现移居美国，也算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经广西去了越南，到达的第一站是广西仅次于首府南宁的大城市柳州（路过桂林，我们没下车）。柳州是当时中南、华东地区进入云、贵、川的必经之地，也是铁路中枢以及中国最早的几个铁路局之一。我们乘坐去昆明的火车要经此转向西北入黔，必须在此转车。在这个历史古城大概呆了一天，一行8人来到南宁。
6月2日至6日，满怀参军梦想的我们在南宁呆了五天。五天里，我们参加了当地造成反派组织4。22火线指挥部进驻广西报社的行动，在被红卫兵洗劫一空的报社住了几个晚上，还在两派不时进行的武斗中为我们支持的一方助威呐喊。那时，与4。22对立的“联指”保韦国清而反伍晋南（时任广西自治区二号人物）。记得当时游行队伍呼喊的口号是：“下定决心，打倒韦国清，排除万难，支持伍晋南”。
多年后，除广西人外，知道伍晋南的并不多，他在文革后期受到打压，平反后给了一个陕西政协副主席的闲职，1999年，以90高龄去世。而韦国清在改革开放初，作为邓小平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一路青云，官至政治局委员和解放军总政主任。
至于支持双方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后来大开杀戒的武斗中，成为全国除重庆以外武斗中最大亮点（重庆造反派“产业军”在和对立派别的一次武斗中，创造了打死数百人的全国纪录，现在重庆市沙坪坝公园里，还保存着死亡者的墓地），甚至将支援越南的武器进行了抢劫。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毛也好，刘也好，韦也好，伍也好，无非是二龙相斗，鱼虾遭殃，城门火起，殃及池鱼。就这一点而言，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和当年同样狂热的义和团运动有一比，而毛泽东与红卫兵，同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异曲同工。
其间，我们除了在街头和不同观点者激辩外，还忙中偷闲，曾去南宁邕江大桥下游泳。我还把收集到的造反组织的传单、报纸寄给广水中学的孙俊林老师（他和陆健后来在广水为我去越南之事广为宣传，使我一度成为这个小镇上家喻户晓的名人）。
此时，谭继东和袁卫已无分文，吃饭的钱全靠黄洁端等人资助。我一直好奇谭继东的长相，其他几位年长的同伴也偶有评论，只是从未当真。有一次我好奇地观查到他和我们一起进南宁火车站前的男厕所，却从未见到过他站着小便。和现在的青少年相比，当时之人真够单纯。
我们在南宁滞留五天，主要原因不是为了参加两派争斗，而是想通过混车的方式继续前行遇到困难（即便购票，也要相关手续，但只要有钱，会有很多途径）。这里离边境城市凭祥不到200公里，又是战争前线，自然管查很严。8人绞尽脑汁，扒乘货车、扒乘军用汽车、混客车等一一试过，均以失败告终。
在南宁的最后一天中午，5位广州的同学经过商量，除黄洁端坚持要和我们去越南外，黄自强、魏放民等4人改变去越南的初衷，打算改道云南昆明。他们是想去昆明游玩，还是想经西双版纳去缅旬，走宋彬彬之路，我的记忆已被尘封。但我清楚记得，我们8人是在铁路边上分手，是在一次乘车失败后分的手。
黄洁端为什么没有和自己的同学一起离开我们（其他4人是他从广州带出来的，都是住在一个大院的街坊）？是否因为我们三人太小，谭、黄二人身上无钱，需要照顾？也不知魏放民等4人究竟去过什么地方？何时回到广州家中？当然，这些谜现在已经解开（他们分道扬镳后，一人因病回家，3人去了重庆）。
1992年夏，我出差至广州，找到了黄洁端和黄自强的家。红云路白云楼是鲁迅曾住过历史遗迹，28号3楼和2楼的地址是二人亲手写的，我一直保留完好。可惜的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住房早已易主，这就使我找到黄洁端的时间往后推迟了17年。
四、边陲经风雨
公元1967年6月5日（或者是6月6日）黄昏，黄洁端、谭继东、袁卫和我来到南宁火车站一列南下的货车旁。平板的货车上满载苏制嗄斯汽车，检查人员在不停的寻查，驱散可疑人员。我们早已领教过扒乘货车的难度，前一天，我们8人就是这样望着一辆辆启动了的火车而束手无策。
我的铁路知识和扒车经验又一次起了作用。此外，我还能出一些点子，据后来黄洁端回忆，和老实巴交，口齿笨拙的袁卫相比，我不仅伶牙利齿，而且特别调皮捣蛋。我建议，我们四人分为两组，从不同方向待火车启动后从站外上车，而且前后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目标就小多了。
傍晚，装成在铁路边玩耍的四人分别扑向缓缓驰出南宁站的货车。我和黄洁端在列车的前部左侧，谭继东和袁卫在列车稍后的右侧。左侧的两人顺利扒上车，却不知50米后另一侧两人的情况。但我确信，四人的举动还是被车站寻查人员发现。因为在火车停靠沿途小站时，有铁路工作人员前来查找，并向我们藏身之处扔石头。小时候我曾在母亲单位孝感汽车分局居住，经常和小朋友在汽车下捉密藏，因而知道藏身于汽车的何个部位最为隐匿，两三个车站的检查人员要想从几十节火车皮中的一百多辆汽车中找到我们确属不易。我和黄洁端有惊无险地度过难关。
一个多小时过去，火车在高速行驶中，谭继东顺着一节节的车厢从后部来到前部与我们会合，这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但他毫无惧色。他告诉我们，袁卫因车速太快，未能扒上车来。在汉口纠合的8人小分队，硕果仅存3人。
孤独的袁卫后来去了什么地方？身无分文如何回家？他和谭继东交往的时间最早，后来有无联系？我不得而知。若干年后，在寻找谭继东和黄洁端的同时，我也曾试图寻找袁卫，但所留地址已有很大变动，与其同名同姓者太多，寻找如同大海捞针。数年前，我曾与南京的一位年纪仿佛的袁卫电话联系，结果张冠李戴。后来与黄洁端重逢后，黄说袁卫曾给他家去过一封信，年代久远，信已丢失。
午夜，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凭祥。这座小城离越南的首都河内100多公里，离中越边境的友谊关（清朝叫镇南关，后曾改名叫睦南关，共和国成立后称友谊关）只有10公里。凭祥是一个城区人口只有数万的小城，但全国当时仅有的10对特快火车有一对到达这里（5、6次火车从北京每周到凭祥一次，到河内一次，其他几天往返南宁，因这趟车在广水停靠，对我来说并不陌生）。重要的是，因为隔三差五就有赴越南的内地红卫兵到达，这里还有保留着全国为数不多的接待站。
我们在凭祥火车站候车室休息到天亮，车站很小，好像没有候车人员，因为每天到达和始发的客车不多。从火车站到接待站有三里多路，我们边走边问，路上的行人很少，当地人说的粤语和和黄洁端的广东白话相差不多，我和谭继东不时的学上几句向当地人问路。
凭祥红卫兵接待站在市委党校（也可能就是市委），这里只有少数工作人员，有几间空旷的房间接待我们数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少年，和串联高潮时内地的接待站一样，房间内全是地铺，但没有被褥只有草席，因为天气已热。院落后面有一排平房是我们的食堂，一日三餐，但不免费（每顿2两粮票，1角7分钱，一饭一菜）。我从工作人员看的《参考消息》中得知，这几天，万里以外的以色列正在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就是打了一周的六五战争。这也使我记住了到达凭祥的大致时间。
6月6日至19日，我在凭祥及中越边境逗留了半月，这15天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我曾经三次越过国境，到达属于越南的领土。和大多数同伴一样，最远也只是在山上眺望越南的凉山城，还有两次出境仅数里，在边境小镇铜登附近兜圈子。我们的目标地越南首都河内从现在的时空尺度只需两小时车程，但在当时却遥不可及。在河内周边，中国驻越军队最多，个别红卫兵就是在河内中国大使馆被特批入伍。
第一次越境除我们三人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志同道合者共十数人。我们找到一个到凭祥赶集的越南老乡（边境一带，两国人可自由往来，甚至通婚），让他带我们走小路过境。上午，我们顺着友谊关西侧的山间小路往南走，在越过国界不远的一个越南村庄休息时，被越南民兵抓获。我们被送到友谊关越南边防，填办了一个表格后移交至数十米外的中国边防，再办一次手续后即获自由。一行男女垂头丧气地回到凭祥。
第二次越境最为艰辛。数日后，意犹未尽的我们重新纠集了近十人，三更造饭，五更起兵，走了十数里路天还没亮。在距友谊关数里处的抗美遂道东侧，上山走小路入境。这一次的结果和第一次大同小异，偷越国境者还是被当地民兵擒获。
这些越南民兵曾在12年后与援助过他们的解放军兵戎相见，中国人扮演了东郭先生的角色。1979年春，许世友出广西，杨得志出云南，两路夹攻，打下了凉山和高平。我们走过的山路，攀登过的山头在很长一段时间焇烟四起，布满让人望而生畏的地雷，一曲《血染的风采》当年感染了多少中国人之心。60年代，中国为了越南和美国开战，70年代末又为了平衡美、苏和越南开战，而越美近期似乎也忘却了当年的恶战。这一切均证明了政治家的至理明言--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近期报上有新闻说，在国内找不到妻子的中国光棍，可娶到物美价廉的越南女人，看来中越关系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点。
第三次越境走的是第一次的路，总结经验后的一支新队伍入境后躲在一个小山上，等待天黑再继续顺大路南行。黄昏时，山上的蚊子开始发动攻击，这里的蚊子大而凶狠，有如美国的B-52轰炸机。我们饥肠辘辘，渴时饮山沟之水，饿时食树上野果，忍到天黑。这一次我们走得最远，大约快到凉山。晚十时左右，入境者还是在大路上被驻越中国军队发现，被追赶后四散而逃。我和谭继东躲进一片豆角地，黄洁端和其他同伴不知去向。半小时后，我俩被军人发现，带到部队驻地休息一晚。第二天，驻越部队用军车把我们送到了友谊关中国边境。
回到接待站，被冲散的伙伴们也陆续汇集，他们有的比我们走的更远，好像有一个到达了河内，是被大使馆送回来的。但黄洁端没有回来，只到三天后我离去，再也没有见到黄洁端。我相信他的广东语言和南方人的长相会对他有帮助。
在和黄洁端相处的近20天里，他不仅向谭继东提供生活费，还使我们获得了很多知识，包括革命造反知识。他的象棋下的很好（我和他对局，让我车、马），曾和接待站的管理人员对弈。尽管我去过广州，但还是第一次听说中国象棋大师广州人杨官麟的佚事，还有粤剧名伶红线女叫邝健廉。他还教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签名，在给家人写信时让人无法模仿。
在这半个月里，真正地感受到战争只有一次。那一天，大家正在食堂中餐，忽然警报声大作，工作人员说有敌机空袭，将我们带到后山的防空洞。半小时后，警报解除。数日后，从报上得知，广西宁明（凭祥西北数十公里）上空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
除了越境去越南，这些走南闯北者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或者去小城街头闲逛，或者在接待站交流心得体会，铁打的接待站，流水的红卫兵，有人来，也有人离去。谭继东和黄洁端之外，我记得的共同相处过的伙伴有憨厚的山西大个（大学生，母亲是太原模具厂的工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滕忆梅（女），和我个头年龄差不多的西安“小豆”，还有来自甘肃的几个女生和北京的几个高干子弟。其中，来自江苏的小J是我后期的朋友，我俩一起在返途中去桂林玩了三天。
第二次越境归来，我通过邮局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知离家二十余天的经历。信上充满豪言壮语，说到再越境一次，如不成功，就返家。后来得知，正在林场下放，对我的下落焦急万分的父母翻山越岭，连夜去总场将信取回。
一天晚上，我们一群人无所事事，来到凭祥街头，和当地保韦国清派群众进行辩论。寻衅闹事，街头辩论是当时红卫兵的必修功课。回想起来，并不是我们能言善辩，而是对当时极左的语言滚瓜烂熟，讲来讲去，就是重复那些让现代人听来不可思议的话语，包括毛的语录和他的诗词，这些语录和他的所有诗词我至今到背如流。
我们和一位20岁左右的当地青年工人（机械厂的，也可能是手表厂的）在街头激辩。他推着一辆自行车（两广称“单车”），被我们围在核心。我们人多势众，他自然不是对手。可我们不依不饶，同时对他实施小动作。
一个我记不清是谁的同伙对自行车轮胎实施放气，谭继东摘去了车铃。我最阴毒，拔掉自行车的钥匙顺手扔进草丛。得手后，一哄而散，一点也不知道“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这位青工在当地年轻人中颇有地位，用武汉话来说是一个玩字号的人物，有一帮比我们更加胆大妄为的哥门。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忘记了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古训。
果然，一帮当地青年于次日打上门来，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阻拦。我年纪小，未受皮肉之苦。在辩论中首当其冲的谭继东是追打的对象，当时就吓得花容失色，战战兢兢地公开了自己女性的身份，在几个年纪稍大同学的调停下，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此后，谭继东在小范围内回归真实性别，虽每天仍和我们厮混，但晚上却住进了女生房间。当时天气炎热，更多的时间我们拿一张草席睡在室外凉爽处。一天，接待站中来了几位女生，晚上休息时，她们对谭和她们住一起感到诧异，是我前去进行解释，但当晚谭还是去室外空旷处睡眠。我还记得谭在凭祥丢失了一件内衣，只剩惟一的一件蓝色上装穿在身上。
经过这场风波，凭祥的这位青年工人反而和我们成了朋友，真可谓不打不相识。他很讲义气，有一次，小J的书包丢了，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物品，这位工人和我们在一起四处寻找盗窃者。在凭祥火车站寻找未果，他和小J各骑一辆自行车，顺铁路沿线追寻了十几公里。这位老哥不知是否还在凭祥，想来也是60多岁，退休多年的老人了。
第三次越境回到凭祥后数天，我身上钱已告罄，囊中羞涩（尚有几斤全国粮票和用1角人民币换来的7角越南币）。谭继东早已一贫如洗，她的经济后盾黄洁端下落不明，但她还是要继续去河内。于是，我和她分手，踏上归途，离开了串联中我逗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和我一同离开的还有小J和滕忆梅。
多年前，我就忘记了江苏小J的姓名。他比我大两、三岁，是军队干部子弟，父亲是苏州（也可能是镇江）军分区司令员。小J穿一套当时很时髦的褪了色的军干服，文革前期红卫兵中的军队干部子弟都是这样穿戴。
我同样记不清滕忆梅是否和我们一起乘货车离开凭祥，但我记得她20岁左右，中等身材，白白净净，戴一副眼镜。我们三人后来在南宁相遇，滕忆梅在一家小旅馆里丢失了一些物品，包括去越南得到的纪念品（其中有一个由击落美国飞机残骸制成的小飞机），她为此痛哭不已。
我和小J于1967年6月21日来到桂林，我们久仰“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风景甲桂林”盛名，这可是我第一次观赏著名的自然风光，在此之前我的眼福仅限于一些城市、革命圣地和人文景色。
在桂林三天，我们早晨出游，晚宿车站。由于身无分文，我的吃喝拉撒费用均由小J同学提供。每天花费也就5角钱左右，除芦笛岩（门票1角）稍远须乘公汽外，其他名胜如七星岩（门票5分）、独秀峰、象鼻山、伏波山等均是安步当车。好在是桂林城市不大，我们都有步行串联的经历，区区路程，小菜一碟。一天下午，正值漓江涨水，小J在岸边为我照看衣服，我在漓江大桥和象鼻山之间顺水漂游，很是惬意。
此时，桂林师大造反派组织“老多”和另一派武斗正酣，我俩陶醉于自然景色之中，已无革命斗志。可见，历史上的许多所谓“革命者”，特别是我们这些天真单纯的孩童，无非“群胆”起哄，鲜有“孤胆”英雄，浪涛席卷，身不由己。写到这里，我为那些在文革武斗中付出幼小生命的红卫兵而哀伤，在1967年，几乎每座城城市都有这样的死难者。
2004年春节，我带家人重游桂林，37年过去，人世几经沧桑，惟有漓江水，无语东流。此时的漓江，虽经整治，已无当年清澈透剔，我当年见识过的湖南湘江、江西赣江、广东珠江等，在人口膨胀，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急功近利的人们肆意毁损，面目全非。我非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和低碳主义者，但也为此而唏嘘。
6月23日晚，我和小J搭乘一趟去武昌的火车离开桂林，24上午到达湖南株州。小J必须在此转车，我由京广线往北，他由浙赣线向东。他在车站的站台上给我买了些食品，我们分手道别，从此天各一方。
当天中午车到武昌，出站后我用两斤全国粮票换了4角钱，足够我回家了。广水距武汉只有150公里，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钱花净光后卖粮票的手法，在我后来的4趟长途旅行中广泛运用，钱不花完，决不回家。此后，我已不再是为政治信仰串联的革命者，而是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流窜犯”。
从5月23日和陆健北上京华，到6月24日从南国返回，这趟出行，整整32天（没有超过我第一次出行近60天的纪录）。由于陆健和一些同学及朋友广为宣传，在人口只有数万的广水镇，我一度成为妇孺皆知的风云人物。走到街头，不时有人指指点点，无非是对我幼小年龄便敢走南闯北啧啧称奇。
我们这一代人绝对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可我个人却在文革大串联中受益非浅，包括此后的共7次外出，经历众多。经历产生阅历，阅历导致经验，许多知识是书本中得不到的，所谓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
五、梦绕当年事
文革高潮于1968年结束，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已经达到，不明就里的大、中学生们如同被人操纵的皮影，用完就算。他们还在做闹革命，甚至向世界输出革命的美梦。不能由他们再闹腾了，这就有了止于80年代初上山下乡运动，伟人的大脑再一次决定了数以千万计人的命运。
我在回河南祖籍农村当了三年知青后，1974年初，来到鄂北山区某林场继续战天斗地。安静孤独的林业工人生活使我有了充足的读书时间，并回忆走南闯北往事。这一年夏天，老友陆健以知青身份来此小住，在谈及7年前赴京之事时，让我写诗纪念，于是就有了以下下文字：
古风忆谭继东1974年8月9日
序：1967年5月23日，与同窗陆健北上京师，归来于冀中古城遇谭继东，约共赴南国，援越抗美。陆健途中返家，余随谭至南关，凡二十余天，边陲遇险阻时方知其为巾帼。分离归乡后，余声名大噪。然每忆往事，感慨万千。今陆健蒞临，言及7年前之事，遂诗以记之：
忆昔少年首都行，初夏天暖万物新。京津一游归乡路，冀中古城暂留停。
接待站中遇良朋，博学多才志道同。胸怀西汉班超志，投去书笔欲从戎。
家住边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中居。父为汉人迁塞外，母乃延边朝鲜族。
稚气未退苹果脸，精明尽现流星眼。言谈潇洒性豪爽，分明翩翩一少年。
尔时年齿方二七，知古通今人称奇。唇如刀枪舌似剑，能言善辩难相匹。
思想进步出语惊，通晓世事大义明。多才多艺书法健，聪明机灵阅历深
也是太白霞客才，走南闯北谈笑来。北京伟人曾接见，南京登临雨花台。
去冬曾至阿克苏，今春已去苏杭州。东北各地多经历，西南足迹达成都。
今特抗美去援越，保定城内稍停歇。人小志大胆气高，少年胸襟如火烈。
吾受感染愿伴随，南去经家不欲归。身伴新友辞故旧，心随鸿雁南国飞。
江城转道至广西，桂林山水不迷离。柳州南宁均驻足，两派武斗助摇旗。
相处旬日觉反常，举止稍异费思量。南来北往革命者，皆言吾友是女郎。
时久天长心存疑，同处伴伙多孩提。八人南下半分手，邕城四友志不移。
千辛万苦至凭祥，市委党校暂停缰。只为倚才街头辩，飞来横祸起萧墙。
少女本性现懦弱，面对凶险无奈何。从此小受磨难后，便认己乃为娇娥。
携手越境几度回，未至前线吾心灰。虽有血战疆场志，只因囊贫半途归。
裙衩心地比天高，何畏前程路遥遥。重组战友振旗鼓，不达河内不屈挠。
结伴同游三星期，宴无不散乃分离。七载未遇音信杳，谁知今朝何处栖？
细思此女稀世才，九州四海男儿衰。木兰从军当年事，现世又见祝英台。
人生聚合友情真，天各一方奔前程。浮萍大海飘零去，每忆惟留叹息声。
正因为这首20岁写下的仿“古风”诗，使我能常温当年旧事，也对诗中的主人公，女扮男装的谭继东更加好奇。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少女为何要扮成男儿？萍水邂逅，朝夕相处20余天，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今生能否再见？
时光已逝去40余载，当年的翩翩少年，白发并非偶有。已是老年的我们这一代在即将淡出历史舞台之前，愈发相信人生命定，缘分天成。在人的一生中，经历过什么事，结识过什么人，或许能对一生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回想我这一生，如当时不和同学陸健（现湖北省心理咨询学会副秘书长）去北京，就不会在保定接待站中遇见谭继东；如不邂逅谭继东，我就不可能有越南之行；如没有去越南的经历，我在鄂北小县也不可能名传一时。而当时的名声对我于1978年，以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考上名牌大学起了巨大的心理作用。
在北京上大学时，看过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电影《小街》，女主人公也是一个由于家中受文革冲击，而扮为男装的少女。我曾向大学同学讲述我的奇遇，坚信传奇还会延续。
多年来，我常常对当年情景魂牵梦绕，对有些人来说，这样的传奇经历只有在小说和电视剧中才可看到。
六、寻找黄洁端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寻找当年故旧，解除多年疑团并非难事。进入新世纪，当百度、谷歌以及QQ广泛普及时，我不止一次在网络上输入当年朋友的名字，寄希望她们的资料会神奇地出现在屏幕上。当然，前提是被搜索者必须小有名气，那怕是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或者是名字和事迹出现在别人的文章上。
“外事不决，可问谷歌；内事不决，可问百度”。我就是这样于2007年搜索到了黄洁端。当时网络上呈现的资料是：
黄洁端HuangJieduan（1948～），笔名柳云白、白云柳。广东三水人。1968年下乡插队，1971年调惠阳县文化馆任创作员、编辑。1984年调惠阳地区文化处创作室。1985年调惠阳地区群众艺术馆任戏剧部主任、副馆长。1999年调惠州市实验剧团任副团长。1999年调惠州市群众艺术馆任副馆长。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广东剧协会员、广东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惠州市剧协副主席、惠州市曲协副主席、惠州市七届政协常委。1992年加入广东作协。1963年始在《羊城晚报》发表作品。所作大型话剧《大海在呼唤》、《血路》等获省群众文艺评选一等奖。有电视剧、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百余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电视台播出。已出版《黄洁端戏剧集》、《叶挺的故事》（合作）等。
我不敢断定互联网上的这位作家就是当年同去越南的同伴之一，从年纪上看不会错，可是广州人黄洁端怎么去了惠州呢？我推论是文革上山下乡所导致。其实要得到确证并不难，现代的通讯工具，手机、电话等远非串联时期可比。但人的一生，无非为功名利禄所累，人是有惰性的，许多事情，若非痛下决心，一气呵成，稍稍松懈，便是数年。
只到2009年10月，我才与黄洁端取得联系，果然是当年伙伴。电话中，他向我告知在越南失踪之事：当我和谭继东在菜地被军人擒获时，他正躲藏在不远之处，任凭我俩呼喊，坚持藏匿不出。后来，他继续前行，扒乘装蔬菜的军用汽车去了另一支驻越部队，并在部队营房住了多天（回家后才知道，部队在收留他的同时对他家庭进行过调查。他已有18岁，和我们几个懞懞眬眬的孩子不同。当局担心，有刑事犯罪者混迹其中，借道逃亡国外）。我离开凭祥后，他又和谭继东相处了一段时间。和谭继东交往的时光，也是他一生中难以忘却的事情。与袁卫及另4位广州同学不同，只有我和他俩人，见证了谭继东由男变女的过程。
2011年春，我在武汉接待了到北方开笔会路过的黄洁端。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找到谭继东，他正在构思一部与谭继东结识的小说，书名是《山那边的一片云》。但他对我能否再创奇迹不甚乐观。很多往事，他没有我记得清楚，除姓名和经历外，连谭继东的地址都已忘记。但他记的，那年回广州后不久，谭继东的母亲曾给他和魏放民家写过信，询问女儿踪迹。据此推论，谭继东在赴越途中写过家书，把同行者的通信地址告诉过家人。
在与黄洁端重逢前，2011年春节期间，我旧地重游，在广西柳州、南宁、凭祥一带盘桓十日。在南宁，我寻访了当年造反派围攻的广西报社，来到曾游泳的邕江桥下。正是：邕城一别四十年，当年旧貌换新颜，白头老翁均“小将”。“太祖”往事化云烟。
我专程去了凭祥，正逢一年一度正月初十边境开放，我从弄怀口岸到达越南同登，重走44年前越境之路。但见，友谊关下，法式建筑仍在；鸡鸣山畔，当年面目已非。曾走过此路的热血少年，还记当年之事否，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对此铭刻在心，难以忘怀。
七、解谜谭继东
为了寻找谭继东，2010年，我写下了《文革时期我串联》的长文，详细记述和谭继东邂逅同去越南的经历，试图通过QQ空间、天涯论坛，新浪博客来再造神话。只是网上玩家，年轻人居多，50后这代人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如同北伐战争对我们这代人一样遥远。
我没能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到谭继东的任何资料，对我和黄洁端来说，谭继东或许是永生之谜。
但我和黄洁端还是想解开这个谜底：
谜团1，她的真实姓名是叫谭继东吗？肯定不是，文革期间改名风盛行。卫东、向东、卫红、继红、……，不一而足。她后来曾告诉过黄洁端真实姓名，可惜因时间长久，黄洁端的大脑已经清盘。
谜团2，她为什么要女扮男装？而且要执意去越南参军？她外出数月，未曾见到与家中联系，家里人难道放心吗？这里面有多种可能性，根据她向我们介绍的家庭情况来推论，她应该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或许在那一段时间，家庭正遭受文革的劫难。
谜团3，她在后来的时间靠什么生活？谭继东早在与我相识时便一文不名，靠黄洁端接济她一个多月。黄洁端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和谭继东分别前，在凭祥接待站遇到过广州三中高一届的同学黎国矩（黎和几个北京学生，从广州乘了6天船，经梧州、南宁来到凭祥），在收到家里的电报回家时曾委托黎照顾谭继东，但没有告诉黎谭是女儿身。黎国矩和谭继东曾结伴多次越境，不久也别去。黎国矩和和黄洁端后来一起上山下乡，同在惠州工作，常共同回忆赴越之事。
谜团4，谭继东到底到达河内没有？是否如愿以偿参军？何时离开边境回家？是否一路平安？回家后会不会和我一样，只至1969年还在外东游西逛？她的家还会在内蒙乌拉特前旗吗？
……？
我在《文革时期我串联》文章结尾中写道：“40多年来，谭继东状况如何，后来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很想知晓但音信杳无。她有没有如我和黄洁端类似的上山下乡经历？抑或与部分干部子弟一样很小就进部队参军？上过什么样的大学？是工农兵大学生还是恢复高考后进大学的”新三届“（77、78、79年高考入大学者为”新三届“）？目前是在海外求发展，还是在国内展宏图？是宦海浮沉，还是学界揽桂？是商场精英，还是文坛骄子？当然，默默无闻，含饴弄孙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无论如何，我确信，她还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早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和大学毕业后，我从未中止过解开谜团的想法。上世纪90年代，家住内蒙呼市，已跻身官场的大学布姓同学曾挂职包头，这里离乌拉特前旗近在咫尺，我当时就有让他为我寻找故旧的打算，只是穷忙事多，一耽搁便是十余年。
2006年7月，我和同事一行男女十人去内蒙呼市、包头游毕，经乌拉特前旗去宁夏银川，当时若下车专程寻找，定会有所收获。
2010年下半年，我通过网络，向在内蒙报社工作的另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寄去了我写的《文革时期我串联》文章，试图让她寻找。可惜，这位同学退休后常住外地，没能帮我圆上此梦。
我曾有通过QQ网友、报纸、电视的寻找方案，均未付诸于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2011年4月中旬，布同学率内蒙政协考查团来武汉。他曾任某厅厅长，现退位政协，一身轻松，尽情山水。是夜，美酒佳肴，乘兴讲出当年这段故事。
蒙族布同学酒量大，性豪爽，当及让其随行属下梁姓处长负责寻访。回到呼市后的梁处长雷厉风行，让我将《串联》文章电子版经QQ发去，此后百日，石沉大海。
2011年7月下旬，我根据家人单位暑期旅行路线和时间，以及自己还没去过的名胜，制定了至西安游世博，然后北上黄帝陵、壶口瀑布、延安、榆林，至包头，最后在呼市会合家人，转道山西返程的20天旅游计划。
与家人会合的时间是8月10日。这个时间，本是家人单位更改后的旅游结束返程时间。这个时间的更改，还有这个线路，有如上苍安排、鬼使神差，后来才知道是多么巧合。否则的话，找到和重逢谭继东的时间还会无限推迟。
我在7月底出发前向黄洁端通报了我将在8月8日、9日亲赴乌拉特前旗寻找谭继东之事，梁处长这条路已是山穷水尽，还是亲自出马或许柳岸花明。
同时与布同学及梁处长通了电话，没有提及寻人之事和具体行程，只是告知8月10日路过呼市暂停一日，或可再尽酒兴。
7月31日，冒雨游西安世博园；8月1日，游乾陵及法门寺。佛祖果然慈悲，在到达法门寺的车上，梁处长打来了让人喜出望外的电话。
梁处长告诉我，谭继东已找到。她是乌拉特前旗的一中教师，数年前退休，现随女儿侨居广东江门。梁处长将我写的文章及手机号已网传给了谭继东，并告诉我谭的手机号。
无巧不成书的是，长期不回内蒙的谭继东定于8月8日从南方回呼市，与当年知青朋友聚会，这个时间本是我去乌拉特前旗寻访的时间。不仅人找到，而且一周后能见面，这省去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不用再去乌拉特前旗教育战线，让年迈的退休老师回忆40多年前之事。而且，倘若谭当年提供的信息不真，或者我记忆有误，或者已举家搬迁，或者如我已离开成长之地，都会大费周折，无功而返。
找到谭继东，梁处长功不可没，现代的交通和通讯也很关健，更为重要的是：谭继东名字是假，姓却是真，乌拉特前旗一中学生的身份也非山寨，不仅仅是她，她的一家与旗一中关联密切。“谭继东”果然是文革时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而用的名字，如同我一度改名为“向红”一样。她的真名“谭丽文”很女性，很文化。
当即与谭通手机。她已看到我的文章，尘封的往事被我详细的回忆所激活，激动兴奋心情，难以表述。对于在她众多经历中的这段往事，她记得最多的是在经济上接济过她的黄洁端，还有后来我没见过的黎国钜。其实，她们现在都居住在一个省，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她一直没有忘记的是，在与黄洁端凭祥分别时，黄洁端将当时家中通过邮局汇来的20元钱留了一半给她，这在当时可以生存一个月，赠钱之事，黄洁端早已忘记。
很快，我们与黄洁端、黎国矩进行了相互联系。手机、手机短信、互联网、QQ导致的便捷难以想向，真要感谢伟大的比尔。盖茨，没有互联网和他发明的视窗系统，现代人的生活会黯然失色。
8月9日下午，我在呼市见到了谭继东，44年过去，岁月的残酷已使当年少女的痕迹不复存在，惟有性情风格还保有昔日点滴。我们同共复原了当年经历，还有我想知道的一切，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便会滔滔不绝。
是谜底解开的时候了，尽管44年过去。
当年谭为什么要扮男装，显然是为了外出方便。文革时男女一样装束，蓝、绿、灰色为仅有衣服颜色，毛式军服是时兴的样式，如不梳发辫，很难区分少男少女。
至于为什么独身外出，身无分文还到处流浪。这一点和我不同，我是有计划的周游天下，她是漫无目的追求生存。她确有男孩的性格，胆大妄为，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曾想过，一个塞外偏僻的内蒙小县，何以有这样的少女奇才。湖北河南，地处中枢，武汉郑州，偌大城市，也没听说这样的孤胆少女。其实，内蒙在文革期间，革命的氛围和狂热程度比内地很多省份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也有谭继东个人及家庭的特殊情况。
她并不是我猜测中的干部子弟，更与军队家庭没有瓜葛。她有着知识分子的血统背景，并非寻常人家。出于自我保护，当年向我们诉说的资讯有真有假：母亲是朝鲜族，哥哥是齐齐哈尔部队侦查兵误导了我和黄洁端。
他父母是北京人，是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曾去过台湾，这就在共产党建国后成了不可饶恕的原罪。于是，便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一次流放，再次流放，从北京一直往西，呼市、包头，最后落脚乌拉特前旗一中。父亲教生物，母亲教俄语，只至文革成为“特嫌”。
电视中泛滥成灾的谍战片给当今青少年补了一课，孙红雷、姚晨、马苏、张嘉译、王志文、柳云龙等惟妙惟肖的表演是否就是历史真实，有谁知道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残酷。
文革之初，风雷震荡，玉石俱焚，谭的家庭首当其冲。才进初中的谭继东在串联归家时，发现父母双双入狱。哥姐们年龄尚小，自顾不暇衣食没有着落的她只有凭借串联时的乘车经验，以及当时尚未安定的局势，四处寻求生存。
她和袁卫相识于北京火车站候车室，数日后，她们来到保定，与我们邂逅。
在我离开凭祥后，一个多月中，谭锲而不舍，跟随后之来者总共12次越境，成为赴越红卫兵中越境次数最多者，以及凭祥边境滞留时间最长者。不用调查统计，这个纪录全国无人企及。
谭此时不仅是后续到来的红卫兵越境的带路者，也是中国驻北越部队的常客，并结识了几个当兵的朋友。包括黎国矩在内，多数并不知她乃女儿之身，也有微有觉并暗生情窦者，一个湖南籍名叫彭金贵的战士对她很是关照，在谭回内蒙后还曾书信来往。后来，来自农村的彭战士淌了混水，因不知谭被打入大狱而继续写信，受到牵连，开除军籍。
当时已是七、八月炎夏，谭不幸得了极其严重的热带病，幸亏驻越部队军医救死扶伤，没有成为异乡之鬼。谭的姐姐在接电报后将大病初愈的她接回内蒙。
一个月后，谭带着几个内蒙同学卷土重来，试图再度越境参军。此时，国内形势又掀新潮，红卫兵赴越境参军潮退寒江，凭祥接待站已关闭，不再有各地前来的冒险者。再试图偷越边境，就会以叛国罪论处--1976年夏，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与第三位夫人王前所生）和丈夫一家数口试图泅渡云南瑞丽江，从这里逃往缅甸，后被民兵擒获，以偷越国境罪判刑两年。
果然，再度回家的谭继东被以叛国投敌罪投入监狱。这一点和我截然相反：我因去越南声名鹊起，一度成为名人；她却和父母一样，小小年纪就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由于年纪太幼，当局还是网开一面。出狱后的她既要为生存而奔波，还要为父母冤屈而呼号。为了活下去，她和姐姐来到比乌拉特前旗更为偏远的锡林廓勒大草原，如同牧羊苏武，出塞昭君在严寒大漠中受尽煎熬。
这种家庭境遇，也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同情。70年代中期，没等到天明日朗，谭继东便嫁给一个有恩于她家的男性。这一报恩行为，不仅使她没能和哥哥一样，在云开雾散后跟随父亲回到北京，而且错失了参加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
历史终于进入1976年，龙年龙归天，“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寿终正寝。平反后的谭的父母回到北京，20余年过去，恍若隔世。谭父现已90高齡，仍很健康，是这一段历史稀有的见证人。
她后来从下放的锡盟草原回到父母执教的乌拉特前旗一中，从事过教务，也当过教员。谭极有个性，天生叛逆，这种性格肯定会影响她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如果说毛的文革决定了她家庭命运的话，性格因素也使她一生的遭遇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谭继东并没有忘记落难时帮助过她的朋友，特别是黄洁端。2001年，她路过广州曾去三中寻访，可要想找到30多年前在此读过书的学生并不容易。和我恰巧相反，她已不记得黄洁端的家庭地址。
在病态的极左时期，有这样类似悲惨遭遇的家庭难以胜数。很多过于伤心之事当事者不堪回首，不愿提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大有人在，连“官二代”们都成为“落难公子”，何况平民百姓。谭和她的一家只是数以千万计恶龙相斗、鱼虾遭殃中的一个，能够活下来，已属幸运。
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浩劫？知道真实原因，不仅会将伟人请下神坛，整个党和现行体制也脱不了干系。真相谁都知道，谁都不想点破，公然点破会让各方面羞耻和难堪，还是和稀泥，留待后人随意涂抹为好。这也是巴金老人欲建造文革博物馆而不能的原因。
无论如何，牵连亿万民众，视追随者为草芥，拿千百万家庭命运开玩笑都是罪不可赦。
150年前，太平天国兴盛时期，二把手东王杨秀清功高震主，常借天父下凡羞辱一把手天王洪秀全，太平天国形成双轨领导体制，内讧由此酿成。后来，洪秀全利用三把手，北王韦昌辉除掉了东王，又用东王余部诛杀北王。道路之争乎？权力之争乎？历史何其相似乃耳！
以此类推，文革的动机哪有那么高尚。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派、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这些冠冕堂皇语词后面难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很难理解同样在文革中遭受劫难的造反派领袖，前文提到的杨道远等人。为什么他们仍对毛及文革推崇备至、颂扬不已。试图用文革的方式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岂不南辕北辙。难道他们真希望回到背语录、唱红歌、跳忠字舞的时代。如果说文革也有积极方面的话，那就是灾难也能使事物进化。
每个朝代结束后都会遗老遗少、孤臣孽子，谁也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车轮。
即便是被毛整过的开国勋的后代，他们在在文革十年中吃尽了苦头，自然对文革和发起者恨之入骨。但人是健忘的物种，他们已得到千百倍的补偿，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现行体制需要遮羞布，需要毛这个大旗，这就是官二代心理上的悖论。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文革，中国的社会和家庭会有着什么样的状况？我们50后的这代人的经历将会如何？故事将会是什么样的版本？文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羞耻的篇章，或许动机过于难以启齿，以至于现在还不能揭开盖头。谭继东之谜已经解
开，文革之谜何时可解？
八、访友珠三角
传说中的2012不请自来。整个冬天，北欧、北亚天气奇寒，让地球变暖论者大跌眼镜，或许反常气象就是世界末日先兆，据说要到12月下旬才见分晓。
正常人似乎不信这些奇谈怪论，该干什么干什么，法律条文道德规范照样有效，相信末日即将来临只会使人类加剧对地球的破坏。
因家人至亲变故，6年来首次未能于春节伊始外出，心中失落不言而喻，漫长寒冷的冬季增强了至南方暂避的想法，于是选择春运结束时去南国小游。
“南巡”的主要目是寻访旧友，他们基本定居在广东沿海。这是几个在特殊年代邂逅相识的“串联朋友”，45年前曾共同满怀革命豪情多次从广西边境偷越国境去越南。
近半个世纪不曾谋面，经本人多年锲而不舍打探，得知下落后互相激动莫名。去年春，与广东惠州黄洁端武汉相聚；数月后，与内蒙谭继东呼市重逢。
当年越境三剑客，而今已是鬓毛衰。谭继东早已从北国移居广东台山，没想到与黄洁端同在岭南珠江尾，同饮珠江流域水。
还有武汉的陆健，惠州的黎国矩，深圳的魏放民、广州的陈汉杰等都是当年越南行的旧友。是我将他们从大海捞出，自然还需我穿针引线，组织更大范围聚会，共同回味并还原当年的血色浪漫。
注重效率的我还想顺路游玩几个慕名已久的景点。
2月18日，周六，农历正月廿七。晚乘火车离开寒气逼人的江城，经十数小时颠沛，周日早到达春意盎然的羊城。春运高峰虽过，但南来北往的谋生者仍熙熙攘攘。
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67年元月，文革串联时来此小住五日，当时的穗城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印象中黄花岗、动物园、越秀山还是郊区。
20年前二度来穗时曾至黄洁端旧居寻访未遇，社会变革，沧海桑田，一切时过境迁。
在融融阳光下重游越秀山、中山纪念堂、烈士陵园、鲁迅故旧、海珠桥，努力在大脑中追寻孩提时的轨迹。
入夜，与昔日同仁W君把酒畅欢。W君于伟人南巡之年从江城凤凰南飞，军校行政，党校执教，羊城蹉跎20载。因率性坦诚，鹤立鸡群，难融现行体制中，不得入相拜将，是可以尽兴指点江山，笑谈古今的挚友。
次日，离广州继续前行时路锋稍转，借道旅游名城肇庆。偷闲一日，时间匆促，故弃鼎湖山，专游七星岩。
坐落在星湖中的七星岩果然名不虚传：七座岩峰列峙如北斗，湖中山、山中洞、洞中河，兼具阳朔之山，西湖之水景观。叶剑英有咏星湖诗“借得西湖水一园，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
2月21日，周二。告别以端砚闻名的古城，乘长途汽车前往江门市所辖台山，途经开平，这里因碉楼名扬天下。
当年在南洋发了洋财的老一代华侨，归国贻养天年，值清末民国马乱兵荒，将家居修成碉堡状，是而成为旅游景点。近年姜文编导，走红一时的电影《让子弹飞》的鹅城外景就在这里。
昔日女扮男装，我们去越南时的引路人谭继东定居此地已有10年。从天寒地冻的内蒙大漠到冬无寒霜的华南沿海，落差有如从文革到改革。
东道主热情做出安排：先泡市西南近郊温泉，再品尝台山名吃黄鳝饭。食在广东，名不虚传，温汤暖身，佳肴入口驱去了旅途疲劳。
台山有山有水，小城旁石花山下的石花湖风景秀丽。和谭继东骑自行车绕湖一周，赫然看到了抗战飞虎队的遗迹。
1994年，几位参加过美军飞虎队和后来第14航空队的台山籍军人，修建了飞虎队纪念亭和牌楼，牌楼上的对联是：飞征中缅亚洲威震；虎逐倭寇天下名扬。
这些在文革中曾是历史反革命的抗日功臣现己作古，迟建的纪念碑总算是慰籍了受伤的心灵。
70多年前美国人陈纳德创建的飞虎队，以及美国空军的“驼峰行动”，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建功重大。现今年轻人有多少知晓这段尘封的历史，同理，他们对我们文革时的经历知之甚少，并无兴趣。
2月22日，周三。在绵绵春雨中与谭继东离台山，乘汽车至珠江口另一端的惠州，武汉的陆健也乘高铁赶至，为我们这次聚会锦上添花。
黄洁端、黎国矩尽地主之谊，让我们下榻的惠州宾馆就在著名风景点惠州西湖边。
是日，当年的志同道合者泛舟西湖，凭吊古人，高谈阔论，回味峥嵘，一如当年凌云壮志
惠州也是当年岭南重镇，在唐宋时代属蛮荒之地，是流放、发配、充军、贬谪的去处。谁料五百年河东，五百年河西，现今富饶发达，人皆向往，模仿如同鸟语般的粤语一度成为国人时尚
只知道苏东坡曾在惠州任父母官，一代才子文豪，难敌官场政客。自杭州任市长后，一贬再贬，先是湖北黄州，继而广东惠州、最后海南岛儋州，一生坎坷，命运多舛，正如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一句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次才知道惠州也有一个西湖，湖边也有一个政绩工程--苏堤，与杭州西湖及苏堤相比，地理位置不同，名气自然不同。
苏东坡在惠州留下的诗句并不多，最出名的是《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对政治发配万般无奈的苏东坡其实是阿Q，有新鲜荔枝吃，胜似杨妃的待遇就乐不思蜀。
惠州两日，天气温暖。红花湖畔，花红柳绿，深春初夏光景，行人可着短衫，岭南岭北有如冰火两重天。地球若不变暖而是变寒的话，江城人以后考虑的不再是夏天避暑，而是冬天避寒。云南多年干旱，海南官商云集，岭南自是我等布衣不二之选。
深圳的魏放民在我即将返程时赶来捧场，再次共同唏嘘如烟往事。当年毛泽东属下的红卫兵，而今多为退休老人，都有着大串
联和上山下乡的经历，都对当年中了蛊毒有深刻反思。这一代人的经历，给子孙辈唠嗑，让他们如听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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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30 20: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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