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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铁道部长郭维城将军的家世 郭方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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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4 16:29: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呼伦贝尔日报 > 2012年02月13日第03版> 副刊 > 北国纪事 > 正文
  
原铁道部长郭维城将军的家世
发布时间:2012-02-16
                        
                              原铁道部长郭维城将军的家世
                       
                                                 郭方成

        原铁道部长郭维城将军,满族,奉天义州(今辽宁省义县)人。郭,满姓为富查哈拉。郭维城的先人原在东北,清初时随清军入关,隶京内务府镶黄旗,后以战功升正红旗。清统一全国后,由朝廷派到今辽宁省义县驻防。从任义州佐领的郭云汉一世算起,到郭维城已是第十四世了。
        郭维城的高祖郭庆寿,武官出身,在清军中任骁骑校。
        郭维城的曾祖父郭德芬,字馨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义州正白旗佐领,在任佐领期间,皇帝诰封其父为昭武都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其曾祖父郭德芬署义州城守尉。清朝所辖官、兵人数最多,可见其官职之重要。郭德芬为人清正廉洁,且治政、治军有方,深为当地百姓所敬仰,民众都尊称其为郭德老爷。就连解放以后上了年纪的人,提起当年的郭德老爷也是十分称道的。
郭维城的祖父郭万余,字纯儒,为人忠厚质朴,勤俭持家,一辈子为偌大的家庭而劳作。
        郭维城的父辈兄弟四人:其父郭恩波(字作舟),排行老二,伯父郭恩海(字惠舟),三叔郭恩泽(字济舟),四叔郭恩深(字雨舟),均受过较高教育,其中郭恩波和郭恩泽都是名牌大学毕业。
        伯父郭恩海,1885年生。1900年在奉天筹边中学毕业。他先在东三省讲武堂就读。参加东北军后,从上士、哨长干起,又转陆军二十九师军官团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从1920年7月任黑龙江省骑兵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后,又历任东北军营长、团长、旅长、京奉铁路津榆段〔天津经唐山至榆关:即山海关〕守备司令等职。1925年冬任兴隆店〔三方面军团大本营〕警备司令。1926年7月任三、四方面军团守备司令,负责保卫三、四方面军团所辖铁路的安全。1926年8月兼任京汉北段铁路局长。1926年8月4日,奉鲁军设立奉直鲁交通副司令部,郭恩海兼任副司令(未设正司令)。
        1927年5月,因为是战争时期,为了京绥、京奉、京汉、克张路的货物运转,三、四方面军团部成立了郭恩海兼会办(副局长)的利商转运局,专管拨车,以确保上述铁路交通运输正常。1927年2月1日,郭恩海被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0月15日授予二等嘉禾章。1928年3月9日授予二等文虎章。
        1927年,东北军曾参加 “4.12”政变后由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的郑州会战。张作霖任命郭恩海为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司令部副官处长,协助张学良处理各方面要务,并主持军团部行政工作。
        1927年8月30日,郭恩海任京奉路护路司令。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身亡之后,东北政局危机四伏,动荡不安。
        为了稳定政局、维持治安,张学良秘密潜回沈阳。东北的大部分军队还在关内,东北上层内部各种矛盾也十分激烈。1928年6月22日,在宣布张作霖被炸身亡的第二天,子承父业、已实际掌握东三省军政大权的张学良就委任原三、四方面军守备司令郭恩海为东北陆军警备总司令,担任一切警备,兼任京奉路警备任务。并将原京奉路警备队1、2、3大队(原由京奉路局长常荫槐指挥)改隶郭恩海警备总司令部节制。受命于危难之际、非常之时的郭恩海深感责任重大,督使警备部队以日本人最爱制造事端的铁路为重点,防止突发事件,制止日本浪人的寻衅滋事。严谨的措施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借混乱之机、出兵占领东北的计划破产。郭恩海为稳定东北的社会治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是为了东北的父老乡亲和中国人民,写下了他一生中浓重的一笔。同时郭恩海还担任东北军交通司令。作为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也就是在这时,他被任命陆军中将。
        郭恩海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积极支持东北“易帜”和张学良主张的东北新建设。东北易帜前,东北的部队改编就绪后,郭恩海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任运输方面的负责人。1929年东北军正式缩编后,郭恩海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少将参事等职,后又任戒严司令等。
        1930年东北军接收华北之前,9月25日夜间,张学良召集了郭恩海等30余名预定接收华北的主要文武官员,先是个别谈话,分派职务,然后做总的指示,说明和平接收华北的军政事宜。郭恩海被任命先后担任平绥、平汉铁路局副局长等职。
        1930年11月7日-12月7日,由副局长郭恩海代理局长。当时张学良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将以黄河为界的平汉铁路管理局(北局)并入平汉铁路管理局(南局) ,改称平汉铁路管理委员会,地址设在汉口。郭恩海以东北军的首席官员身份兼任平汉铁路管理委员会高级顾问。
       郭恩海自此开始筹建包宁铁路工程局。1931年4月包宁铁路工程局正式成立,郭恩海被授予陆军中将。包宁铁路工程局局址设在北平。上任后,郭恩海根据同时制定的《包宁铁路工程局组织专章》,组建包宁铁路工程局各组织机构。
        当月他南下面见时任铁道部长的孙科,商议筹资提前建筑包宁铁路,并协同铁道部派的测量队,视察了包宁线,往返整十日。
        同年,郭恩海入编我国自维新以来所编纂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名人录”,即1931年6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
        1932年1月26日,原东北军29军军长、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参谋长戢翼翘接任郭恩海包宁铁路工程局局长一职,郭恩海改任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改组的北平绥靖公署交通处处长,后又担任改组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运输司令部司令,统管铁路、公路和水路的军运事务。
        1933年3月,郭恩海参加了张学良任总指挥的著名的“长城抗战”。热河失陷后,张学良被迫下野。出于对蒋介石卑鄙行为的愤慨,郭恩海和众多东北军将领愤然离开了军界。他寓居天津英租界并开始经商。在此期间,他曾同于学忠、李杜、杜重远等东北名人、抗日将领保持联系,支持抗日活动、资助抗日部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天津英租界成为日军包围的孤岛。日本策划成立敌伪政权。曾任南京汪伪政府军政部长的鲍文樾,以旧日同事、结拜兄弟之名,于1939年亲到天津,许以高官,施以威胁,动员郭恩海出山,以维持所谓的社会秩序。郭恩海义正辞严的表示:“我决不做汉奸!要想保持兄弟之谊,你也不要再当汉奸!”他当众痛斥了这个无耻的汉奸,并以刀割袍,断绝了结义兄弟的名分。此举也招致日伪当局的嫉恨。
       1940年前后,时任鲁苏战区总司令的于学忠,正率领东北军51军、57军等部队,在山东、苏北开展打击日寇的游击战。郭恩海曾先后两次去山东找到他的好友于学忠,要求参加抗战。由于他已年老体弱,不堪骑马行军长途跋涉之苦,特别是不适应当地气候,又犯了严重的哮喘,恐怕拖累部队行动,于学忠只好派人把他送回天津。两赴抗日战场,皆因病未能坚持到底,郭恩海为自己不能亲上战场杀敌而抱憾不已。
        回到天津后,郭恩海继续为抗日活动而奔走呼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天津英租界。郭恩海以“反日罪”遭日伪政权通缉,于是开始了躲避日本人追杀的隐居生活。由于他仪表堂堂,即使穿上破旧的衣裳,也极其容易引起注意,所以他躲避在贫民窟里不能外出,生活也十分艰苦。1942年,郭恩海不幸染上伤寒病,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去世,年仅57岁。
        郭维城的父亲郭恩波,1891年生。幼年攻读私塾,“戊戌变法”后改读新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公费的沈阳两级师范本科。当时的沈阳两级师范,全校教师教学从严并形成一时风气。当时学校科目繁多,课程内容丰富,考试概为问答题目。郭恩波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几年的师范生涯为他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沈阳两级师范为全省最高学府,历次学运均为先导,如反对日本人强修安奉铁路,以及反对总督徐世昌向日本借款等,都站在民众前列。这些都促使郭恩波产生了先进的思想和教育强国的志向。1912年毕业初,郭恩波在奉天省立第六小学任教员、正教员。1915年5月考取县视学,被委任法库县视学。1917年8月调昌图县视学。因工作优秀,学校成绩突出,1918年9月被任命为奉天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后来通过文官考试,民国时期先后任辽宁省镇东县(今吉林省镇赉县)县长、吉林省敦化县县长、保免分省任用荐任职。又曾通过考试任高等文职官员,简任职存记,分省任用简任职。原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为恢复东北大学往来于张学良与大陆之间的宁恩承先生,在他的《百年回首》一书中,曾经这样回忆早年的郭恩波:“英文教师为郭恩波先生。虽然‘英文进阶’是英文的初步,极为浅近,八十年前在关外小学能教英文不能不说是奇迹。郭先生是漂亮人物,风度翩翩,举止文雅。离校以后历任县长百里侯。”
        郭恩波在任师范学校校长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金景芳当年就是他的得意学生,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金景芳成了郭维城的家庭教师。
        郭恩波本人知识渊博,爱好广泛,精于文房四宝,擅长诗词歌赋,是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在任民国县长期间,他经常深入民间,对待百姓亲如家人,经常与百姓接触,调查百姓的疾苦,解决百姓的困难。他性格宽厚,喜欢简单,可蔼可亲,所以深受百姓的拥护。他广行善政,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曾参与创办电灯公司等工作。特别在镇东时,多种民族共同居住,因语言不同而时生误会,各种矛盾比较激化,很难治理,土匪骚扰,屡屡洗劫,人民几经兵乱水灾,地方经济更加凋零困苦。不到二十年,地方官换了几任,也未见地方太平。郭恩波上任之后,剔除弊政,多做有利之事,每当发生械斗或群体械斗,他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制止可能出现的流血事件,使镇东县社会得以稳定,百姓安乐。1923年,郭恩波为使镇东的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他来往于省城与镇东之间,促成电报局附置长途电话局成立。从此镇东县改变了邮政由人轮流往复传递的局面,使镇东与外面的沟通大大便捷。1925年冬,兆昂铁路在镇东通车,铁路的通车迁来了大量的移民,荒地开垦的越来越多,对镇东的发展和经济繁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看到这些,为兆昂铁路在镇东通车而付出极大心血的郭恩波非常高兴。人们感谢他,给他悬挂匾牌,树立功德政绩碑。当时商民自发为他树的《奉天镇东知事郭公德政碑》一块,存留至今。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郭恩波赋闲于镇东县,以专营土地、一心事佛为由拒任伪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初入东北,由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社会名绅,在镇东县又享有较高声望,因而在建立解放区民主政权时,被推举为镇东县民主县长、辽北省参议员。在当时我党派到镇东县人员很少的情况下,郭恩波作为社会名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积极参政议政,维护社会治安,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当时,国民党、日伪残渣余孽和土匪到处捣乱,坑害百姓,并多次袭击镇东县城,给刚刚建立的政权和老百姓造成很大威胁。他多次协助我党我军打击敌人,为我党建立的政权在镇东县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7年底,郭恩波调到哈尔滨图书馆任馆员,嗜书如命的他得到了读书与学习的更大空间和更多时间。1950年郭恩波退休后回到故里,在他的三弟家安度晚年。这期间他也没有完全赋闲,那时大搞义务劳动,他去给大家看工具、看衣服。就连1958年的“大炼钢铁”,他年幼的侄儿响应学校的号召,在家里学着“炼铁”,他也是积极支持,不顾自己年岁已高,又是烧石头,又是轧石头,还用水仔细地过滤铁沫,也算是炼出了“钢铁”。郭恩波在他的晚年里,凡是党的号召,他都积极拥护,踊跃参加,这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1961年秋,郭恩波逝世,终年71岁。
        三叔郭恩泽,1897年生。三岁入私塾读书,八岁开始到正规小学学习,在奉天高中毕业后,听说奉天南满医学堂在锦县(今锦州)招生,就决定报考此校。那时义县到锦州不通火车,是他的父亲郭万余送他骑着毛驴走到锦州的。郭恩泽以锦州地区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官费的奉天南满医学堂(即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
        奉天南满医学堂,这所学府是日本办的,以招日本学生为主,只招部分中国学生,主要是给南满铁路培养医师。奉天南满医学堂不论是学校规模还是师资力量都是一流的,当时,它在中国和日本名气很大。在这所学校里,郭恩泽以生性聪明,博闻强记的特长,为他以后的精湛医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该校的名气大,少年张学良也看中了南满医学堂,他有一个好友是郭恩泽的同学。张学良经常来南满医学堂会友,这使得郭恩泽也认识了少年张学良。直到晚年,郭恩泽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张学良到南满医学堂时的情景。看到张学良都想到这儿学医,郭恩泽更加发奋学习,从这时起他就立下壮志:解除病人的痛苦,作一名让人民称道的好医生,尽自己的能力报效祖国。
        郭恩泽在奉天南满医学堂经过两年预科、四年本科的学习于1920年毕业,并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同期毕业29人(14名中国学生、15名日本学生)。毕业后进入东北军任少校医官,曾参加过收复外蒙古的战役。当时苏联红军打败了白俄军队,白俄军队流窜到外蒙古,并进一步往中国的纵深烧杀抢掠。为捍卫领土主权和保护百姓的安全,中国政府决定把这股白俄军队赶出中国。战争进行得很激烈。郭恩泽身为军医,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奋不顾身。有一次,因救治地点离阵地太近,白俄军队打过来的一颗子弹射到了郭恩泽的后背上,幸亏他穿着皮军大衣,子弹穿过军大衣时,被皮衣里面厚厚的羊毛裹住了,才躲过一劫。这场战争也是郭恩泽在东北军任军医时参加的唯一一次战争。
        1931年郭恩泽去黑龙江省拜泉县开业。张学良执政之后,大搞“东北新建设”。伴随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农业垦殖公司。这时,年轻的郭恩泽在当医生的同时,也满怀理想,想在开垦实业上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踌躇满志地办起“同昌垦殖公司”。正如1931年6月出版的《东北人物志》中介绍郭恩泽说的那样:“君赋性直爽、博雅多能,近来在江省力谋开垦实业。为利国福民计,提倡移民实边、土地开发,新闻杂志中,建议独多也。”然而,就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东北的大地,郭恩泽的美好理想也就随之破灭。他只得专心用自己的高超的医术给广大人民看病,一心一意救死扶伤。
        1933年郭恩泽回老家辽宁义县,在义州镇东街开设“同济医院”。
        1941年任义县县立医院院长。在义县行医期间,由于他医术精湛,给人治病尽心尽力,所以慕名就医者愈来愈多,门庭若市,他成了义县有口皆碑的名医。
        郭恩泽为人耿直,光明磊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
        1948年解放义县,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郭恩泽就和几名医生投入到抢救解放军伤病员的行列中。一发现解放军的伤病员,他们就立即捧到担架上,抬到安全的地方抢救。到义县解放时,他们自己都记不清抢救了多少解放军伤病员。
        新中国的诞生使郭恩泽非常高兴,他在全心全意地对患者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关心着新中国的发展变化,50年代初刚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就买来用心地读。他对新中国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感到由衷地高兴。
        1950年郭恩泽任义县联合医院院长。其间他曾到北京,在郭维城处见到了时任铁道部长的滕代远。当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国家太需要知识分子了。滕部长听了郭维城的介绍,诚恳地邀请郭恩泽到铁道部医院工作。郭恩泽考虑了几天,考虑到父母双亲还在故里,而且自己对家乡的感情也太深,家乡的人民更需要自己,于是就婉言谢绝了滕部长的盛邀。
        1950年11月,义县接收抗美援朝伤病员90人,由义县民政科组建临时的荣军诊所,指派郭恩泽等著名医生负责医疗工作。1951年8月伤病员痊愈后,该诊所解散。郭恩泽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
        1952年,郭恩泽在辽西省人民银行疗养院任医师。月薪185.5元,执行的是当时辽西二级教授标准。郭恩泽也是辽西省人民银行疗养院在荣誉和待遇上级别最高的知识分子。
        1954年6月,辽西省与辽东省合并为辽宁省,辽西省人民银行随之迁到沈阳市。郭恩泽没有随着去,他回到义县,仍在义州镇东街开设“同济医院”。
        1958年大跃进,将所有的个人医院全部并入义县义州镇医院,郭恩泽出任院长。那时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阶段,郭恩泽和同在一个医院任医生的妻子金慕昭,每天早出晚归,忙时半夜才回来,全身心地忘我工作。那时医院里搞争先进、争上游的评比,在医院里走廊的两边墙上,贴着写有全院医护人员名单的大表格,下面的木板托架上放着红、黄、黑色的小旗,由患者和家属根据医护人员的表现,给医护人员插旗。每每红旗最多的就是郭恩泽,这也可以看出患者和家属对郭恩泽高度赞誉。有的医护人员也确实被插上了黑旗。
        1963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可以开设私人诊所。郭恩泽响应文件精神,和妻子同回家里,重新开设同济医院。
        1964年县城大面积爆发婴幼儿急性痢疾。县里几家医院束手无策,只有郭恩泽的同济医院治一个好一个,万无一失。消息传开后,患上急性痢疾的婴幼儿家长都抱着孩子来到同济医院,最后就连对门县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把自己的孩子抱到郭恩泽这儿医治。郭恩泽根据具体病情,组合用药,创出了一系列独家药方,大家都赞誉郭大夫就是有灵丹妙药。
        急性痢疾治好了,名医郭恩泽在全县范围内又一次声名大振。郭恩泽确有精湛的医术,例如某个患者得了疑难病,经他确诊后,不管患者到天津、上海,还是北京去复诊,结论都是一样的,从没有出现误差。所有经他治疗过的或认识他的人都是心服口服。
        郭恩泽自己研究出一种治疗慢性气管炎和哮喘的方法:在人的手上做一个微创的小手术。经过对义县许多人的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此使当时患慢性气管炎和哮喘较多的清河门、南票、阜新等煤矿患者也慕名而来,经过郭恩泽的手术,这些人解除了痛苦。
        郭恩泽还热心公益事业。1964年义县成立义州镇中学,由于教育经费不足,无钱购买操场和体育器材,郭恩泽联合几个有经济能力的民主人士,主动为学校购买了操场和部分体育器材,解决了学校的燃眉之急,支持了家乡的教育事业。校主要领导登门拜访,代表全校师生表示感谢之情。
        郭恩泽终身行医,口碑极佳。在义县,郭家是名门,郭恩泽又是医院领导、医学界的权威,但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郭家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在那样动荡的年月里安然度过,这是非常难得的。
        1973年春,郭恩泽突患脑血栓。
        1974年1月22日郭恩泽去世,年满78岁。
        郭恩泽去世36年了,可是直到今天,年龄在六十多岁以上的义县人提起他来仍是赞不绝口,仍然怀念他妙手回春的往事。
四叔郭恩深,东三省讲武堂毕业,曾在东北军任少校副官。他通晓军事,精明干练,副官工作有条不紊,可惜他在部队的时间不长,就因身体原因离开东北军,先在沈阳经商,后回乡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他一心经商务农,不肯为日本人伪政权做事,每当提起日本人来总是义愤填膺,表现出了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郭维城的父辈们在自己的一生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共产党的拥护。解放后,郭维城的父亲、三叔、四叔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表现出知识分子极高的工作热情和高尚品质。
        郭维城1932年加入共青团并参加“左联”,1933年转入共产党,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1934年参加东北军,任张学良机要秘书,苏鲁战区秘书主任、政务处处长。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111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8月任山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任西满护路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铁道运输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铁道司令部司令员。共和国成立后,任衡阳铁路局局长。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局长,铁道兵指挥部司令员。回国后历任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指挥、西南铁路建设副总指挥。1976年11月起,先后任郑州铁路局党委第一书记、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3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1月1日逝世。
        郭维城出身于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也出身于一个革命的家庭。他和他的父辈们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贡献了青春、热血和力量。他们均无愧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称号,无悔于精忠报国甘愿奉献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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