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yeorion 于 2013-4-2 13:59 编辑
● 本刊记者 王晓 / 文
如果可以选择，朱春生还是愿意回到三四十年前那个温馨寻常的傍晚——日落黄昏，火车发出沉重的喘息声缓缓驶来，孩子们从裤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钉，小心地放在铁轨上。火车一过，本不起眼的铁钉立马被碾压成锋利的“宝剑”。工人们则蹲在一旁抽着廉价烟，眯着眼睛，瞅着这些在铁路边长大的孩子。
在铁路边长大的孩子，大多像朱春生一样，近水楼台进了铁路系统。
改革开放前，成千上万的人以找到这样的工作为荣。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铁路仍是“铁饭碗”的代名词。一旦捧起了这个“铁饭碗”，就意味着旱涝保收，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全由单位负责。
然而，近十年，朱春生开始隐隐有了种钝痛——自己的工资远不够买下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他抱怨过，甚至尝试上访、成立工会，被视作哈尔滨铁路局的“刺儿头”。然而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会叫上几个同事喝点儿小酒，抽着闷烟，痛骂铁路部门不复丰腴的工资，以及不复丰腴的人情味儿。
与此同时，铁道部门也在阵痛中变革。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不再保留铁道部，实行铁路政企分开——将铁道部拟定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
“这么一整，咱们工人怎么办？铁道部之前那么多债算谁的？”3月14日中午，朱春生和同事们的话题集中到了铁道部摘牌上。他时不时喝上口酒，扯着嗓子煞有介事地分析，“照我看，短期可能会涨工资，但是过上三五年，没准就该裁员了。”
干部的孩子还是干部， 工人的孩子还是工人
朱春生出生的平房外，翻过围墙，就是铁 路。
“我爷爷当铁路工人的时候，东北还叫满洲国呢；我父母当时赶上1958年‘大跃进’铁路大招工，也就进了铁路。”朱春生喜欢把这些挂在嘴边，“铁路世家”的身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度让他倍感荣光。
朱春生的母亲杜桂芝刚上班时，只有18块钱工资。一趟车下来，还有两块零四分的乘务费。另外，铁路有统一发的制服、大盖帽；每年开春，有房产段的人过来帮职工们打烟囱、修火墙子、补门窗；走班到上海，还可以“偷”买两块哈尔滨买不到的花布回来当被面。有一次杜桂芝买花布被发现了，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是严禁铁路职工“稍、买、带”的。
由于家长们常年在外出差，孩子自然疏于管教。用朱春生的话说，“简直就是小盲流 子”。
大部分孩子的脖子上挂着两把钥匙四处逛荡，一把院门的，一把家门的。家长临走前会做上几大袋子馒头、豆包、糖三角。孩子们回到家，点上炉子热热就能吃。
朱春生记得，哈尔滨东站附近集中的大多是工人家的孩子，干部家庭的孩子则集中在哈尔滨站附近。“我们有三中，他们也有三中。他们的三中能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学生，我们的三中教出来的全是工人大老粗，就知道打架斗殴。”两边的孩子基本没什么来往，也很难混到一起。等到“接班”的时候，干部的孩子还是干部，工人的孩子依旧是工人。
初中毕业后，朱春生本没打算进铁路，他觉得这工作“太苦，工资也不高”。他先去一家鞋厂干了三天，又到一个食品厂去当电工，待了两年多。杜桂芝劝儿子接她的班，“怎么说也是个‘铁饭碗’啊”。
1987年，杜桂芝退休，朱春生接了母亲的班，正式捧起“铁饭碗”。那一年，他的工资奖金和乘务费加起来是180多块钱。
“独立王国”的冷眼
1999年从部队转业时，姜飞也看中了这只“铁饭碗”。和朱春生一样，他也被分到了客运段，当起了乘务员。
2000年，姜飞跑从哈尔滨到广州的临客，全程下来四十七八个小时，中间停70多个站。
“那段时间太遭罪了。”姜飞回忆，“一出门脑瓜子就疼，有时候，后半夜迷迷糊糊犯困了，就使劲掐自己，因为还得起来开门啊。到后来，干脆成宿失眠，睁着眼睛都能做梦。”四年下来，姜飞惹了一身病，神经衰弱、胃病，后来干脆办了病休，停薪留职了一段时间。到2003年前后，他的工资还不到500块。
“你知道100%超员是啥样吗？”朱春生问。1990年前后的列车，简直是他的噩梦。
“那时候小商小贩特别多，无票旅客也多，乘务员还不敢管，谁管谁挨打。有时候车厢里人多到我们根本不敢开乘务室的门，一开门，一下子挤进来四五个。”朱春生说，“那时候的窗户也不像现在是密封的，一到站，旅客们就自己打开窗户爬上爬下。乘务员从车厢一头走到另一头，得十几分钟。”
有一次，一位旅客在车上“摆三张”（一种扑克牌的赌博方式）。朱春生去管，结果挨了打，成了工伤。
“段长在会议室里表扬我，说我是见义勇为，要大力表彰，还说要报销医药费。”朱春生听了，心里暖洋洋的。事后，他却连一分钱医药费都没拿到，工伤也没给报，“如果报工伤的话要算事故，一般都不会报”。
这件事后，朱春生心里凉了半截。他记忆里的那股子人情味儿也一下子寡淡了许多。
即便如此，他还是庆幸自己能在客运段。早在刚上班时，就有领导警告过他们，“谁犯错误，就把你们送去工务段。”到后来，工务段的人自嘲，“客运段段长说我们是劳改犯”。
工务段被视作最辛苦的工种，负责铁路线路及桥隧设备的保养与维修。
“他们常年穿着黄衣服，零下30多度的时候，走在大雪磕子里，火车一过，就得把压过的石子和土重新捣实。”朱春生描述，“以前火车窗户能开的时候，旅客随手扔的啤酒瓶子，没准就会砸到他们脸上，还有那些拉着胶皮管子给车加水的人，经常会被粪便溅一身。”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哈尔滨大量国企职工面临下岗。彼时，铁路部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朱春生们坐在“独立王国”里，冷眼看着另一个“王国”里的人们丢了饭碗，暗自庆幸。
从“王国”到“怪胎”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庇护着朱春生们的“王国”，已经被视作“怪胎”，难以摆脱政企不分，垄断集权的形象。
有关铁路改革的话题早已不新鲜。上世纪80年代，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就提出铁路系统内部“大包干”的方针，将原本收归铁道部的财务、劳资、人事等权力直接下放到各地铁路局，试行铁路行业的经济责任大包干。
那时，铁路部门有职工320万人，固定资产上千亿元。外电评价此次改革是“中国最庞大的企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遗憾的是，这次改革夭折在了一起车祸事故中。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在运行至贵昆线区间时发生颠覆，88人死亡、202人受伤。之后，丁关根引咎辞职，“大包干”也再无人提起。
2003年，铁道部将物资供应、勘测设计、工程建设等单位相继剥离出去，后又把原属于铁路系统的医院、学校等单位全部移交给了地方管理。
“医院黄了，学校也黄了，车上的乘警都不是我们铁路的人了。”朱春生在失落的同时，也难掩气愤，“都说我们是‘独立王国’，但这个‘王国’也有其合理性啊！难道我们发现有人盗窃电缆了，还得去市法院起诉吗？这根本是两个系统。”
2010年前后，朱春生听说哈尔滨铁路局要裁员。“当时客运段找了一批员工，劝他们报病休，工会给每人每个月补贴800块钱。有些员工信了，觉得一个月不用上班还给开1400多块钱多好啊。不过，我就觉得不对劲，工会会费才多少钱？哪来那么多钱给他们补贴啊？万一给你补贴上三五个月把你裁掉了，咋办？”
朱春生提出维权，要改组工会。领导一下子急了，员也没裁成。 铁道部摘牌前，最大的一次改革发生在2005年3月18日。一纸令下，全国41个铁路分局全部撤销，铁路从“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站段”的管理体制，直接进入“铁道部-铁路局-站段”的三级管理体制。
据铁道部官方统计，分局撤销后，铁路全路的站段数量减少了约30%，每年节约各项成本11亿元。尽管铁道部曾公开表示，分局撤销后会妥善安置两万多名员工，但许多一线职工因不满最终安置和分配，只能离开岗位，自谋生路。
朱春生等人并未在这次改革中受到波及。他只记得，大约2003年时，一度说要改成公司制，人事部改名为人力资源部，工人们的工作证也换了新的。不过大半年后，又换了回 来。
2000年，姜飞走班到南方，发现那边已经有不少外聘工人了。“外聘工人不靠谱。有一次，他们罢工，没人拉机头了，还得我们这边派司机过去开车。这次铁道部改革后，也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姜飞显得忧心忡忡。
“都是政治任务，国家任务”
“就算撤了铁道部，咋的也要人干活吧。”得知铁道部摘牌的消息后，工人们彼此宽慰。
客运段的徐东分析，“公益性运输这一块恐怕得受不少影响。” 同样出身“铁路世家”的徐东服务于哈尔滨铁路局客运段北京车队。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一直负责领导人的专用车。这些年，他见过的最大领导是军委副主席张震。当时，专用车上的乘务员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必须是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
“能坐公务车的要么是省部级领导，要么是铁路局局长。车上有会议室，有主包和副包，主包里面是一张双人床。”徐东记得，前阵子他给公务车的玻璃贴膜，三块玻璃就花了6000多块钱。“副省级以上的干部有时候会包一节卧铺车厢，36个铺位的车厢，他们只买三张票，剩下的钱只能是铁路来出。那有什么办法？都是政治任务，国家任务。”
刚上班第一年，徐东就当上了全段的先进生产者。
“我们那时候搞卫生，都是用新牙刷去刷死角，卫生间从上到下都得用抹布擦。领导检查卫生的时候，戴着白手套一通摸，从暖气管子到行李架都没摸着灰。”
如今，四十来岁的徐东和沉重喘息着的火车一样，渐渐老去。 专用车的乘务员清一色都换成了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和高铁、动车上的乘务员一样，需要考试，会一两门外语，还有身高要求。年轻人不会烧锅炉，徐东就跟着车烧。黑龙江的冬天格外漫长，从10月一直得烧到次年5月。
工作了大半辈子，徐东如今的工资只有2400元左右。买不起房，所幸还有一套父母留下的老房子。“盛光祖当部长后，还给涨了三百多块钱呢。”徐东觉得这个部长还不错。
“铁路上的工人，要么跟父母住，要么倾全家之力交个首付。”朱春生说。几年前，他买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20.7万的首付，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
朱春生也想过辞职，但心里总会犯嘀咕，“交了几十年的养老保险，这时候放弃，不都白瞎了吗？这工作就是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或者说，就是个漏的瓷碗，一碰就 碎。”
他从不多的工资里拿出8000块钱，作为女儿的择校费，“我不想让她当铁路工人，就得给她择校，不然就废了。”
“我还是怀念以前那个年代，各方面都是平稳的，不像现在这么残酷。”徐东举着杯子，跟朱春生做了个“干”的手势，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
《Vista看天下》238期特稿
| 
发表于 2013-4-2 13:5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