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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曾外孙在哪个铁路局?开客机还是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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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8 15:26:0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kekedog 于 2018-10-8 02:28 编辑

文革中,戴眉曼和丈夫迁居江西上饶。后戴眉曼在家相夫教子。他们共育有2子1女:长子谢明是火车司机,次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
发表于 2018-10-8 15:32:17 | 显示全部楼层
台湾军情局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32年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特务处扩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行重组,原军统第一处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他部分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其实戴老板从1938年8月---1940年间任副局长)
1946年戴笠死后,军统局改制为国防部保密局 毛人凤任局长
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后,国防部保密局于1950年在台北芝山岩落脚,并于同年破获并消灭了TG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
1985年7月,国防部特种情报室与国防部情报局合并为新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发表于 2018-10-8 16:07:11 | 显示全部楼层
特嫌人员还能开火车?
发表于 2018-10-8 16:49:51 | 显示全部楼层
铁道游击队长 发表于 2018-10-8 16:07
特嫌人员还能开火车?

台湾军情局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32年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特务处扩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行重组,原军统第一处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他部分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其实戴老板从1938年8月---1940年间任副局长)
1946年戴笠死后,军统局改制为国防部保密局 毛人凤任局长
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后,国防部保密局于1950年在台北芝山岩落脚,并于同年破获并消灭了TG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
1985年7月,国防部特种情报室与国防部情报局合并为新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发表于 2018-10-8 18:13:57 | 显示全部楼层
戴笠的孙女戴眉曼——泥泞的坦途 (2011-06-15 17:36:51)[url=]转载[/url]

标签: 杂谈分类: 传记文字

(说明:以下一组人物传记已经在有关期刊发表了,请不要转载。谢谢!)

(人物介绍)戴眉曼:戴笠孙女,戴善武(亦名戴藏宜)之女。6岁开始随养母汤好珠在浙江省江山县农村生活,改名为廖秋美。小学毕业后开始务农。1960年与谢培流结婚,“文革”期间由江山县廿八都公社迁入江西省上饶市居住。1991年5月赴台湾看望母亲郑锡英。

解放初的一天,离开家乡江山县保安乡多年的汤好珠又回来了,并且带来了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当人家问起这女孩是谁,汤好珠就告诉别人说,这是我的女儿廖秋美。这些年,村里人只知道汤好珠一直是在城里的“戴公馆”做厨娘,可没听说她又生了个女儿。

汤好珠的这个女儿廖秋美长得小巧可爱,有模有样,小小的年纪又特别懂事。别看她一个人时总是沉默不语,但对大人却很有礼貌,逢人就叫“叔叔阿姨”,小嘴巴真够甜的。村里都觉得有些奇怪,一个粗粗蛮蛮的汤好珠,怎么就生了一个这么乖巧的女儿?但是人们又不好当面打听,毕竟乡里乡亲的,要是真有什么不合适的事,那就不好收场了。

不过,村里人左看右看,都觉得这个女孩虽然叫廖秋美,就是不像是汤好珠的亲生女儿。那么这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家的闺女呢?难道是汤好珠胆大包天,从城里拐来的!

后来发生的一件大事,终于让人们解开了这个“廖秋美”的身世之谜。

1951年一月的一天,江山县保安乡政府门前的大操场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江山县人民政府在这里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戴善武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戴善武何许人也?

戴善武又名戴藏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的儿子,也就是这个“廖秋美”的亲爸爸。

说起戴笠,在当年不要说是保安乡或者是江山县,恐怕是在全中国,当时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也许并不多。戴笠字“雨农”(名和字连起来解释就是,“一个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在风雨中耕作的农民”),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离开部队后在上海交易所结识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

戴笠从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亲手组建了国民党的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后又建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十人团”,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特务统治,实行白色恐怖,迫害进步人士和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又指使戴笠先组织了“力行社”,后又在南京秘密成立了“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最后,戴笠终于成了国民党最大的情报机构“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长,即“军统”的掌门人。戴笠一生负责特务组织长达二十多年,期间干了很多伤天害理、让国人深恶痛绝的事,包括策划和制造了很多社会影响很大的案件,例如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等等,让世人闻之色变而又愤恨不已。从此戴笠声名狼藉也声名远播,被国内外同行称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他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 “国民党希姆莱”和 “中国最神秘的人物”。

1946年3月17日下午,戴笠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时,因遭遇雷雨天气,他乘坐的飞机在南京西南方向、距离板桥镇大约10公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中的岱山村附近撞到马鞍山山头,结果机毁人亡。戴笠死后,显赫一时的戴家也开始破落。1949年5月大陆解放前夕,戴笠的母亲蓝月喜病故,戴笠的儿子戴善武因为祖母办理丧事,没有来得及逃亡台湾,就滞留在浙江。等到祖母的丧事办完了之后,戴善武想逃走也来不及了。

戴善武1915年生,是戴笠与原配夫人毛秀丛所生。他的外貌酷似其父戴笠,当年挂有少将军衔,任国民党江山县保安乡自卫队主任。早在1941年5月20日,戴笠曾电令戴善武,指使特务队长徐增亮和特务蔡刚,在江山县双溪口乡杀害了广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春荣,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9年5月,江山县临近解放,戴善武见势不妙,便携带妻子儿女匆匆南逃,想去台湾。但是,他们一家人才逃到相邻的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就被国民党水北乡公所一伙武装残匪所截获,从他们的行李中搜出了大量的银元、美元和金条,还有几把美式手枪等贵重物品。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出部队一举击败了这伙劫匪,将戴善武一行捕获,押往浦城县城。不料一天晚上,戴善武趁看管人员没有注意,连夜间跳窗逃脱,潜回了自己的老家浙江省江山县,在老家隐匿起来。

哪知天网恢恢,戴善武终于在1949年9月被浙江省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在他的老家江山县保安乡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他的种种罪行,当场宣判戴善武死刑并立即执行。

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戴笠的儿子戴善武罪恶的一生也结束了。

也许是出于对他们父子的仇恨,当戴笠父子相继死去之后,当地人就开始传闻大特务头子戴笠已经断子绝孙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戴笠有三个孙子和两个孙女。三个孙子分别叫戴以宽、戴以宏和戴以昶,两个孙女分别叫戴眉曼和戴璐璐(戴璐璐在寄养时夭折了)。

戴善武被处决后,他的妻子郑锡英觉得在当地再也住不下去了,就想另谋出路。想到自己身边子女一大堆,行动很不方便,生活上也没有着落,于是就准备把六岁的女儿戴眉曼送给人家。如果真的是送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家,不知根知底,郑锡英也又不不放心。最后她就想到了一直在戴家做厨师的汤好珠。这些年来,郑锡英觉得这个汤好珠还是个可以靠得住的人,于是就想把女儿戴眉曼托付给她,请汤好珠收养自己的女儿。

汤好珠听郑锡英一说,看到她孤儿寡母的一大堆,又看到六岁的小眉曼可怜又可爱。汤好珠当时就想,如果自己不答应收养戴眉曼,郑锡英也会把小眉曼送给别人。于是出于一种同情之心,汤好珠就答应了郑锡英,将戴眉曼收养为自己的女儿。汤好珠带着戴眉曼走后,郑锡英第二天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了江山县,到娘家衢州城住了一段日子,随后便举家迁往上海居住。

就这样,戴笠的孙女戴眉曼就成了汤好珠的女儿,并且改名换姓,成了“廖秋美”。从此以后,她就生活在汤好珠家里,在保安乡的农村中一天天长大。当时戴眉曼才6岁,少不更事。农村的山山水水和蓝天白云让她很快就忘却了命运的坎坷和童年的悲伤。在汤好珠的抚养下,戴眉曼渐渐长大并开始和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学读书。她已经忘记了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和原来的家庭。她更没有想到两年后,她的家庭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变故。

1953年末,已经逃到了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突然接受了一项特别的任务——蒋介石命令他立即派人潜回大陆,寻找戴笠的后人,并且秘密送到台湾。毛人凤当年曾是“戴老板”的得力助手,关系非同一般。接到这份命令后,他马上派遣军统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了上海。黄铎一到上海后,就同黄顺发和陆秉章两个人接上了头。黄顺发和陆秉章都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解放前夕就奉命潜伏在上海,当时已经打入了上海市公安局,成了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于是三个人就秘密策划,如何将郑锡英母子送去台湾。

经过一番密谋后,决定就由陆秉章利用工作关系,在上海市公安局偷偷地为郑锡英母子开具一份出行的假证明。在那份假证明上,郑锡英改名为沈凤英。几天以后,她就带着戴以宽和戴以昶两个儿子,与特务黄铎一行4人,在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了广州,然后利用那份假证明出境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台湾。母子三人从此就在台湾定居下来了。郑锡英的另外一个儿子戴以宏则因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去了,无法出境,就被留在上海,由当时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分子陆秉章托人照料。

从此一家五口就分居三处,天各一方。而这一切对生活在汤好珠家中的戴眉曼来说,却是一无所知。她就这样在这个妈妈身边长大成人。

念完小学后,由于汤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就不得不辍学在家,跟着汤好珠学做家务,也开始干点农活。戴眉曼从七岁开始就学会了烧饭、洗衣和采猪草等家务事,成了汤好珠的一个好帮手。戴眉曼不仅聪慧能干,而且非常懂事。到了十一二岁时,她就穿上草鞋,腰盘绳索,拿着一把柴刀和村里的男孩子们一道上山砍柴。虽然山高坡陡,她还是能和那些男孩子们一样,把一捆一捆的柴火背回家中。从此,汤好珠家中就有烧不完的柴火,门前的打谷场上总是堆着成堆的柴火。这时汤好珠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心想这个女儿可真是没有白养,现在总算可以帮自己分担家务了。不过她又在想,当年要不是自己答应了郑锡英把戴眉曼领到家中,还不知道她现在的命运又将如何。

戴眉曼不仅干活是里里外外一把好手,而且还是个心眼极好的姑娘。当时汤好珠有个儿子叫廖长城,比戴眉曼大一两岁,人长得老实厚道,在外面经常受人欺负。戴眉曼就像一个妹妹一样,处处护着这个哥哥,把这个汤长城当成了自己的亲哥哥一样,对他关爱有加。汤长城也喜欢这个妹妹,后来就带着戴眉曼开始学习干各种农活。两个人在一起劳动,同进同出,有说有笑。当时人们都在议论,说汤好珠很有心计,没想到这么早就给自己的儿子找了个童养媳。

几年过去了,十五六岁的戴眉曼已从一个黄毛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高高的身材,漂亮的脸蛋,健康而且强壮。论相貌,戴眉曼在村里可是数一数二的好姑娘。同时她又勤劳能干,各种粗细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当时在生产队里劳动,戴眉曼一年就挣了2000多个工分,这在当时农村女劳力中,可以称得上是佼佼者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农村,男人和女人是同工不同酬的。一个男劳力一天可以挣到九分、十分的工分,而一个女劳力就只有五分、六分,最多的也只有七分。所以一年要挣2000多个工分,那戴眉曼几乎得天天出工,即使是刮风下雨、下雪冻冰也不能停工。此外还有发热生病的日子,还有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姑娘每一个月照例应该休息的那几天时间。所以戴眉曼的勤劳能干也就可想而知了。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村里许多和戴眉曼差不多大小的大姑娘都一个个吹吹打打蒙上红头盖成了人家的媳妇,有的甚至还成了年轻的妈妈。但是作为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姑娘戴眉曼,却没有人前来为她提媒说亲。许多年轻的小伙子虽然心里也对戴眉曼产生了爱慕之情,甚至是他们的梦中情人,但是却不敢请媒人前来为自己说合。就连汤好珠那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廖长城,虽然和戴眉曼从小青梅竹马在一起长大,到了这个时候,却好像也不打算娶这个“妹妹”做老婆,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戴眉曼就是他的“童养媳”。

有一天夜里,邻村在放电影。村里的男女青年吃过晚饭,就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去看电影。那天晚上,戴眉曼吃过晚饭,帮汤好珠洗好了锅碗,也和村子里几个要好的大姑娘看电影去了。初夏时节,禾苗泛青,浙西山区一片葱绿,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弯弯的山道上不时传来青年男女的欢笑声。那种年代,在农村特别是在山区能看上一场电影,对他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

这时,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从后面赶了上来,和戴眉曼她们几个大姑娘走在一起。一时唧唧喳喳,热闹起来了。但是走着走着,戴眉曼突然发现,刚才和自己走在一起的几个大姑娘,转眼间都离开了自己,和那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走到一起了。在那朦胧的月色中,只见他们都一对对地手拉着手,在山道上和树影里缓缓地走着。戴眉曼这时才知道,自己那几个要好的伙伴都有了意中人,这一回他们是以看电影为名,到外面约会来了。这时只有戴眉曼一个人形单影只地走在这山道上,她心里真有点酸溜溜的很不是滋味。望着山道两边那一簇簇在夜风中摇曳的曈曈树影,戴眉曼甚至有点害怕起来。这时,她对看电影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甚至有点后悔不应该和那几个女孩子一同出来。现在,前面还是黑黝黝的山道,后面又没有一个人影,戴眉曼一个人站在那里进又不敢进,退又不敢退,开始犯难了。这时她多么希望有一个人出现在自己的身边,陪着自己走出这段害怕的山道,回到家中去。

随着年龄的长大,戴眉曼对自己的身世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因此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并不抱有多大的奢望。她也读过几年书,也知道世界上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情。当时江山县农村也在搞“四清”运动,也在开始大讲特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戴眉曼知道像自己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未来的日子是不容乐观的。尽管自己从小就离开了原来的家庭,成了汤好珠的女儿,但是祖父戴笠和父亲戴善武永远是她今生迈不过去的两道坎,自己永远只能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中,不能堂堂正正地抬头做人。

就在这时,戴眉曼似乎听到远远地传来了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了。她心里一动,又是兴奋又是害怕,心里在呯呯地跳个不停。在夜色中,她终于看到有一个人从她的身后走来。来到跟前了,戴眉曼才认出了,原来是她读小学时的一个同学。这么多年过去了,戴眉曼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甚至还记不起他当时的样子,但是那位同学还记得她叫“廖秋美”,并且热情地和她打着招呼。他知道戴眉曼也是去看电影,就和她结伴同行。

一路上,那位同学告诉她,自己后为在江山县中学毕业后,因为家里穷上不起高中,就回家种田来了。现在是村里的小学代课老师,还没有转正。那位同学又对戴眉曼说,其实自己在读小学的时候,早就知道了廖秋美这个名字。一是她当时的学习成绩是全校出了名的好,二是她又会唱歌跳舞,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都能看到她在台上精彩的演出。

听到那位同学这么一说,戴眉曼的心里又动了一下。她没有想到还会有人注意自己,还会有人夸奖自己的学习成绩好,而且还会唱歌跳舞。在朦胧的月色中,戴眉曼不由得转过头来,看了这个同学一眼。从那陌生的脸形上,戴眉曼似乎想起这位小学同学当年的样子,没有想到这么些年不见,他已经长成了这样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长长的国字脸上透着一种男子汉的硬朗和豪气。就是这一眼,让戴眉曼看得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热,心跳得更加厉害。

让戴眉曼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同学这时也在偷偷地看着自己。两个人的目光就像闪电一样,发出了一种无声的撞击。戴眉曼不由得低下头来,急忙加快了脚步朝前走去。那个同学停了一下脚步,然后就慢慢地跟了上来,一直不紧不慢地走在戴眉曼的后面,陪着她一同走完了那条漫长的山道。

就在快要到放电影的那个村子时,又见一个小伙子穿着个大背心,风风火火地迎面朝戴眉曼走来,一副很着急的样子。这时,戴眉曼正和那位小学同学在慢慢地走着,好像两个人都沉浸在刚才的遐想之中,并没有注意迎面走来的那个人。没想到走到跟前,那个迎面而来的小伙子突然大叫一声:“秋美,你怎么到这时才来?电影都已经开始放了。我还以为你在山上让狼给吃了……”

戴眉曼这才猛一抬头,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廖长城。她不由得也慌里慌张地应了一声:“长城哥,我不是来了吗?”

原来廖长城知道戴眉曼也来看电影了,但是他在人堆里却一直没有找到她,担心她一个人走不了那段山路,就准备跑回去迎接她。没想到一见面,却以现妹妹竟然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一起慢腾腾地走着。廖长城心里来气了,就问戴眉曼:“这个男的是谁?你怎么跟他走在一起?”

“哥,他是我小学的同学。是他陪着我一起走过那段山路的……”

戴眉曼的话还没有说完,廖长城就跑得不见人影了。

戴眉曼也只好丢下了那个小学同学,朝廖长城跑去的方向追了过去。

那天晚上,戴眉曼回到家里,就听到廖长城在隔壁的房间里对他的母亲汤好珠在发脾气。这时,只听到廖长城在大声说:“我就是喜欢她!妹妹怎么啦?我们又不是亲妹妹……”

又听到汤好珠在说:“我也喜欢她。我也舍不得把她嫁出去。但是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她的祖父又是谁吗?”

廖长城说:“这个我不管。她的父亲和祖父跟她有什么关系?你要是再不答应,她就成了别人的老婆了。”

“你胡说!”汤好珠说,“我养的女儿我还不了解,秋美规规矩矩多诚实的一个人,平时连玩笑都不乱开一个,怎么会成了别人的老婆呢?”

“你知道什么?她今天就和一个男的同去看电影。两个人在山上磨磨蹭蹭了大半天,等到电影开始放了他们才来。”廖长城说,“你说,这叫规矩吗?说不定早就同那个男的好上了。”

“你亲眼看到的?”汤好珠问。

“当然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到半路上接她去了,没想到接到了他们两个人。”

汤好珠说:“知道了。你回去睡吧!”

这天晚上,戴眉曼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大半宿。这些年来的许多往事就像电影一样,在她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她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和几个哥哥,不知道他们如今在哪里?她也想到了汤好珠这个妈妈,这些年来的确是多亏了她,才让自己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她还想到了廖长城,她知道这个哥哥别看人老实巴交,但还是很喜欢自己。只可惜就是太老实了些。如果是真的嫁给他,戴眉曼也的确有些不甘心。最后,她还想到了那个小学同学。人倒是不错,长相好,也有文化,也喜欢自己。但是,如果知道自己不是叫“廖秋美”而是叫“戴眉曼”时,他会不会吓得掉头就跑……

想着想着,直到鸡叫三遍,戴眉曼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天刚亮,她就起床下田劳动去了。从此以后,日子还是这样一天天的过下去,春种秋收,冬去春来,农村的日子平淡而又寂寞。那位同学的影子,也在戴眉曼的心中渐渐地淡出了。只是那个廖长城从此看戴眉曼时,目光显得有些异样。

又到了一年一度秋收的日子。一天,隔壁的刘大妈突然来到汤好珠的家,给戴眉曼介绍对象来了。听刘大妈说,对方叫谢培流,当时是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的老家也是浙江省江山县,就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谢培流初中毕业后就跟一个亲戚到江西上饶市去了,跟着一位师傅学修汽车。如今已经出师了,技术过得硬,人长得也帅,待人很厚道。如果是同意,过两天她就把那个谢培流带过来,让两个人先见见面。

汤好珠想了想,就问戴眉曼的意思。戴眉曼说:“还是见了面再说吧。”

几天以后,热心肠的刘大妈果然把那个谢培流给带来了。谁知两人一见面都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个谢培流就是两年前的那个夜晚,陪着戴眉曼走过那段山道,同去看电影的那个小学同学啊!原来上次见面后不久,谢培流就辞去了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跟一个远房亲戚去了邻省的上饶市学修汽车了。

看来这世上的事情,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这次见面,两个人自然是一见钟情,他们的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那一次,谢培流还特地请了几天假,到保安来陪戴眉曼玩,同时还帮她做点家务。到保安的第二天,谢培流就和戴眉曼上山去砍柴。一清早,两个人扛着扁担柴绳,拿着砍柴刀向山上走去。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山野上黄绿相间,斑斓一片。他们又来到了当年看电影时经过的那条山道。山道旁有一棵野山楂树,上面已经结满了红通通的野山楂。谢培流用扁担勾下一根树枝,给戴眉曼摘下了一捧鲜红的野山楂。吃着这甜甜酸酸的野山楂,戴眉曼心里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一股暖流在滋润着她的心田。

这时,她望着谢培流说:“你现在知道我到底是‘廖秋美’还是‘戴眉曼’?”

谢培流也望着戴眉曼说:“那两个名字都是你。”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戴眉曼问。

“上一次在这里遇到你以后。”

戴眉曼笑着说:“那天晚上你知道放了什么电影吗?”

谢培流也笑着说:“我一点儿也不记得。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样子。没想到几年没有见面,你长得这样好看。”

“后来你就开始调查我了?是不是?”戴眉曼又笑着说,“就知道我就是戴笠的孙女,就是那个枪毙了的戴善武的女儿。”

谢培流点了点头说:“是这样的。后来我去了上饶,还一直在想你。”

戴眉曼说:“我告诉你,谢培流,你这是在自找麻烦,你知道不?如果你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免得将来跟我一起背‘黑锅’,到时候就晚了。”

谢培流笑了笑说:“我是打算了和你一起背‘黑锅’,才请那个刘大妈帮我做媒人。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你戴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什么不娶你?凭什么我们要背‘黑锅’呢?”

戴眉曼深情望着谢培流,知道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男人,是一个可以终身相托的男人。

后来他们到谢培流的户口所在地廿八都公社办理结婚登记时,当时的公社干部姜浩声和毛进洪等人也表示非常支持他俩的婚事。姜浩声还对谢培流说:“小谢,你不要有顾虑,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不会搞株连政策的。眉曼从小就是在贫苦农民家里长大的,党是不会对她另眼相看的。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

当时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这两位公社干部能这样做的确是很不容易啊!所以直到今天,戴眉曼和谢培流还对他们心存感激。

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以后,小两口相亲相爱,过着一种平静而又幸福的生活。那时,谢培流仍然在江西省的上饶市工作,戴眉曼就在家里操持家务,在生产队里劳动。每逢节假日,谢培流就从上饶赶回家去同妻子团聚。一家人倒也融融乐乐。

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戴眉曼怕在江山县受到冲击,就和丈夫谢培流商量离开江山县,把一家人的户口从廿八都公社迁到上饶市去。当时,他们的大儿子已经有六七岁了。谢培流考虑到,两人长期这样的两地生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就通过关系,将户口迁到了上饶市,一家人就一直在此定居。只是到了节假日,她才和谢培流带着孩子回到江山县,看望谢培流的父母,还有自己的养母汤好珠和那个哥哥廖长城。

戴眉曼到了上饶以后,曾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工作了一些日子。后来这家工厂倒闭了,她就一直在家操持家务,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后来他们一共生有两子一女,而且都很有出息——大儿子谢明是个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

“文革”以后,戴眉曼终于得到了母亲郑锡英和几个哥哥的消息。于是她就在1991年5月6日,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几天后,那个当年没有走成,后来一直留在大陆的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台探亲,终于和戴眉曼见面了。

当年郑锡英由上海去台湾时,留下了二儿子戴以宏,由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分子陆秉章照料。陆秉章将戴以宏抚养了三年后,终因特务行径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从此戴以宏也就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

没有想到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当不错。戴以宏进院后并未受到冷落,生活条件比在陆秉章家时还要好。他在这里住得干净、穿得暖和、玩得开心,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那几年,压根儿就没吃过苦。

戴以宏在孤儿院读完了小学。在16岁那年,上海市劳动人事部门将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提出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立即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名去支援农业第一线。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

直到“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同国党的大特务头子戴笠的孙子。当时,农场里也有一些造反派想借此做点文章,但戴以宏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党和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

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人际关系也处理得不错,结果就顺利过了关。后来他在普农山分场与一位上海下放女知青结了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1984年这位女知青返城回了上海,两人便离了婚。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场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小家庭。后来,他成了名7级修理工,他和女儿生活过得也蛮舒心。

这次在台湾,戴眉曼还见到了戴以宽和戴以昶。戴以宽是戴笠的长孙,当时已年过花甲。当年他和母亲还有三弟戴以昶逃到台湾后,就上学读书并到美国读大学去了。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某企业。他已经有有一子一女。

戴以昶是戴笠最小的孙子。当年到台湾后也上学了,后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毕业后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

就这样,母子五人离别了四十多年后,终于第一次在台湾团聚了。此情此景真让他们百感交集。

当时,母亲郑锡英年事已高,而且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格外思念家乡,所以她就常对子女们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当年在大陆的那些人和事啊!”

戴眉曼安慰母亲说:“只要你养好了病,能够走得动,这样的机会一定会有的。过去的已成了历史,一切应该朝前看。”

作为戴笠的孙女,戴眉曼尽管经历了一种人生的锐变,但她依然对生活充满了信念和希望。她觉得自己能从那样的家庭走出来,变成了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是这一生最大的收获。

有一次在接受采访时,戴眉曼很有感悟地对记者说:“我虽然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血缘的关系把我们与戴笠父子连在一起。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但人生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和戴以宏自幼离开母亲,留在大陆寄养。政府和乡亲们并未对我们另眼相看,而在诸多方面关心我们,使我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家前两代人走进了穷途末路,而我和以宏则走上了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

戴眉曼的这一席话,应该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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