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异常复杂。据中国气象局监测,自1951年以来我国至今共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另两次分别发生在1997至1998年和1982至1983年。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比1998年同期偏多5%,暴雨过程偏多6次。换言之,我们与极端天气不只是“擦肩”而已。 极端天气,对部分地区是天灾;对于出门远行的人,却难免会因种种不顺会有“人祸”的错觉。比如航班晚点了,比如列车停开了,比如公交减少班次了……因为这些客观结果虽然受天气和环境影响,但总是“人决定的”,基于信息不对称或信任链条断裂等原因,公众难免会将不好的结果归因于“人”。而连日来,我国南方地区出现大面积暴雨,京九、京广、川黔铁路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水害。受此影响,比如途经济宁地区的多趟普通列车临时停运,主要集中在去往福州、长沙、南宁、深圳方向的列车。面对列车大面积停运这种事情,如何理性看待并客观评价公共交通的“心”与“力”,就成了一个热点议题。 出门在外,归心似箭。谁都希望火车能快点再快点、飞机能准点再准点,不过,天随人愿的事,终究是美好的祝福,如同农民要看天吃饭一样,公交出行再智能、再厉害,还没有发展到不受任何气象因素影响的阶段。极端天气之下,不少公共交通的出行效率与安全性都要大打折扣。这个时候,恐怕没有什么比安全更让每个“交通人”牵肠挂肚,也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更让公共利益所折服的。面对极端天气,先保安全再求“准点”,这也是社会共识。而没有安全保障,一路风驰电掣,快速度无疑也会变成通向地狱的加速度。 其实,对于交通运输部门来说,一样是极端天气的受害者。就拿眼下的大雨来说,铁路部门要启动应急响应——大到调度组织指挥前移、改变列车值乘人员作业流程、增派人员进行安全防护和引导,小到搭建临时雨棚、在主要进站通道铺设防滑垫、疏导旅客进站乘车……方方面面,压力与责任远超平日,误会与委屈却要比平日多。这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极端天气下的交通应急,很多是“背后的功夫”,公众看不到,而前台的车辆与车次,可能更少了,速度更慢了,这个时候,如果“自我解释”不够到位,很容易引发乘客的误会;二是极端天气下,乘客的心理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容易成为“路怒族”中的一员。甚至因为少数“机闹”事件中“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等现象,使得极端天气下的承运方与消费者出现权责不对等的关系。对晚点的不满与愤懑,对班次变化的不解与不快,最终都情绪化地发泄为对民航或铁路的泛化吐槽。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注定无解的答案。比如不久前,东北地区由于受到大风强降雨天气影响,从吉林开往北京的D74次列车晚点了6个小时,但全车1253名旅客无一人投诉,列车乘务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列车的内涵。极端天气虽然给各方带来不便,但“不便”并不意味着就是“不理解”。客运部门的工作细致一些,沟通到位及时准确一些,乘客的心态平和一些,《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骨头硬气一些,胡搅蛮缠的闹剧、不负责任的诘责,自然会少一些、再少些。 极端天气,先保“安全”再谈“准点”。当然,什么样的天气算“极端”,极端天气下究竟怎么区隔“人为责任”?这些问题,也要说在明处。总之,多些制度化的沟通,就会少些情绪化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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