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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经济弊病:由郑州出租司机砸专车说起 2015-05-29 10:09
这种生存逻辑用一个充满中国民俗色彩的小故事即可描述:小红过年没有花衣裳穿为此不乐,隔壁小花爸爸给她买了花衣裳,偷着将小花的花衣裳剪刀剪烂,小红心里便开心了。
原题:由郑州出租司机砸专车说起
近日,见到有郑州出租车司机围堵一专车(打车软件通过联系私家车方已提供打车的人)并上演“全武行"砸车打人的新闻,这让笔者,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们不免想起中学课本里谈到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产业工人憎恨机器剥夺了他们饭碗的典故,而如今这种事又在上演只是让人感到滑稽好笑。
在上层高呼着“科技转型、全民创新”的旋律之下,于基层来说应声最大的莫过于那些大学生,互联网行业就业的白领与众多新生科技产品的中产消费者,应该说无论是从劳动的方面还是消费的方面这对于他们是有切实关联影响的。于是发现我们的社会在呈现着一种可喜的转变,中产阶级逐渐获得话语之声,而对比的是前几十年以“倒爷”形象为典型的粗糙的市场经济弄潮儿们逐渐被挤到了边缘状态,再不是他们风光无限的时候,先不说在逐渐强调科技创新力和创新意识的市场竞争中那些“倒爷们”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就是成功以规模站住一定地位的,也被如今的中产阶级话语描述为“煤老板”、“暴发户”、“red-neck”之类,这显示着文化的导向,“胆大敢干万元户”的词汇不再时髦,变之的是“大数据”、“雷布斯”之类的符号。
前有富士康替换机器人取代“杀马特小哥”,后又有打车软件一类互联网公司以信息整合的方式更改市场模式,这些都令笔者感到这个社会可喜的进步。之所以如此感动,恰在于笔者自小生长一个群氓聚集的环境之中,深刻地了解那些打人砸车之出租司机是何等之辈,也便是只有一个半殖民社会的底层地带,才广泛生长蔓延这种流民气质。
于是我们不妨以历史学派的观点来理论,在经典的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即给予了一种解释,指出如何的经济状态或许是根据于其对应的文化特质。而在我们这个国家广泛之存在的“流民气质”之个人与“流氓文化”之文化丛中会构成怎么样的经济样貌呢?
相信各位稍有生活经验的读者就会了解遍布全国的火车站之周边一切买卖活动的某种特点,笔者认为我们的这种文化特质,其诞生出的就是这种颇具特色的“火车站经济”。
火车站经济——分析其特质即是“损人不利己”,“逆向投机”。
我们知道在经典的经济学定义中,人都是理性人,寻求着个己的利益最大化,对于群体而言是通过个己的理性最终促成群体的理性最优化。而所谓“逆向投机”与这种定义存在着差别,相对于“投机”是指一个人寻求利益而机会主义,那么“逆向投机”就是指寻求侵害他人的机会主义。
火车站经济者们奉行着一种守株待兔“宰一个是一个”、“坑一个是一个”的经营理念,他们并非通过优化成本或提高质量的方式来寻求出卖机会,也不保留“卖不出就换行不做了”的决策,而是通过或是“趁人之危”或是质量欺骗的方式来获得利益,而且分外顽固地以此生存(即便某个场所同样的店铺已经一家挨着一家,他们还是要挤在一起)。例如,国内各旅游地的宰客风俗,趁机诈价,或者“瘦身钢筋”以同样的价格质量内涵却打折扣甚至违背产品定义本身(如一个杀毒软件,却内置应用市场,因为它是免费或低价销售给消费者的,为保证盈利只能通过捆绑其他内容,这样就违背了产品本身的概念定义——这种模式还被国人美滋滋的吹捧,事实上是一种变质)。
因为谁也不是傻子,欺诈最终导致消费量递减,那么这样卖出方获利的机会就减少了,某种文化思维导致他们不会更改自己的经营理念,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进行“逆向投机”,这最终造成了这种“火车站经济”之循环发展。
笔者亲身的经验就是,假如我在车站候车感到口渴了,那么我宁可多等一会等到在车上购买饮料,或者多走一段路去定价实在的地方购买,而也不会在火车站旁的小店购买,虽然一家挨一家到处都有我需要的商品出售,然而这种服务于需求却不能实现。——这样不是很荒诞么?对于售卖者而言没有销售额,对于需求者而言不能满足需求,消费者和出售方处于一个负和博弈、共输的状态。
而另一个的关键之处是关于“卖不出就换行不做了”的思维,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重要一点在于“流动性”,对于个体而言就是“选择与判断”,市场中的道德即是选择性与流动性,而不知道是因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天生缺乏还是渠道堵塞,我们的老百姓就喜欢一窝蜂的做同样的事情,经营同质化,而且顽固抱守,他们的解决办法不是优化自身,或者寻求创新,而是强化逆向投机,并且锻炼出这种能力。
郑州那些抱怨饭碗被抢而对专车显示出强悍攻击的出租车司机就是这样,俨然土匪强盗一般,这样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共识就被破坏了,他们奉行的就是倾轧对方的生存逻辑,即主动的攻击对方以获得生存机会,而非择优而取随市场流动。
这种生存逻辑用一个充满中国民俗色彩的小故事即可描述:小红过年没有花衣裳穿为此不乐,隔壁小花爸爸给她买了花衣裳,偷着将小花的花衣裳剪刀剪烂,小红心里便开心了。
我们欠缺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广众的文化分析,可以不留情面的指出,老百姓们是普遍存在着道德缺憾的,“有知即有德”,这与逻辑理性的欠缺存在着关联,因为根据功利主义的揭示道德本身是一种利益最优的演算,而康德言“道德律令”,事实上其同样冥冥之中促成着经济的良性发展,而以“流民文化“,信任缺乏、正义缺失构成的经济行为又必然作用着他们自己,贫困的原因往往在于缺德,底层民众的素养在作用与反作用着他们自身,因而他们挣扎不出这个怪圈,越是贫困越是道德堕落,越是道德堕落越是贫困。
给出如此观点之后,不妨再回到出租车司机砸专车这件事上。
其一,当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分配机制的适应与调整是必然的。然而说让出租车司机自己“跟上时代“作出某些更新这种话可以看做纯粹的胡扯,一是客观上做不到,二是任何人无权利干涉他人自己如何。那么对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稳定与持续应如何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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