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中国广袤大地,高铁的开通,不仅意味着人们出行方式的变革,更被沿线一些地区看做发展命运的转变。也正因为如此,围绕高铁走线、设站而展开的“争路运动”在一些地方不时发生。新华社记者深入各地采访,探究“争路运动”背后的地方“高铁政治经济学”。(1月27日新华社)
从记者采访情况来看,争夺高铁的手法花样百出:一是四处公关,广拜菩萨。例如,某市领导拜访国家发改委等,请求调整高铁规划将该市纳入路经站点建设。二是群众施压,官员“拼命”。如湖南邵阳十万群众高喊“争不到高铁,书记、市长下课”。三是近邻反目,唇枪舌剑。争夺可谓疯狂至极。
可以说,很多地方的民间与官方一旦嗅到“高铁味”,就会“全体总动员”,不仅希望高铁从自家门前过,更希望在自己地界上设站。这自然是对高铁的高度认同,但其背后都有强烈的利益诉求——地方官员有政治利益诉求,民众有经济利益诉求。
有利益诉求这很正常,问题是,争取利益的方式是否合适?据媒体去年11月报道,某地区相邻两县的政府为了争夺高铁设站各自动用政治资源去“公关”,两地网友也隔空对骂。显然,这样的争夺方式欠妥,隐藏着腐败,也不文明。
而邵阳十万民众高喊“争不到高铁,书记、市长下课”,坦率说不太理性。在民众眼里,当地最终能不能争到高铁,关键在市领导,因为主要官员可以动用很多权力资源争高铁,比如说,可以调动当地各个部门的力量四处公关,尤其是可以到发改委、中铁总公司去“跑项目”。在邵阳民众眼里,只有市领导才有这种能力,所以就以“争不到高铁就下课”来施压。
民众之所以施压领导,既是认为市领导有责任争高铁,也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重大工程都是“跑”来的,例如,“跑部钱进”、“跑部争项目”等。虽然十八大之后各部委简政放权的力度很大,但在很多民众眼里,像高铁这样的重大项目还是需要“跑”的,最终还是由相关权力来决策。
虽然高铁规划方案最终是有关方面说了算,但在笔者看来,高铁规划终究是一个科学,高铁线路怎么走,站点设在哪,应该交给独立的专家团队进行科学论证,应该根据铁路法、国家铁路建设规划,结合每条高铁线路的投资、建设成本、所经城市人口等指标来决策,既不能被某些民意影响,更不可被某些官意左右。
无论是贫穷地方打“悲情牌”争高铁,还是富裕地方打“优势牌”争高铁,都不应该影响最终决策。有的地方民意是“保卫高铁”,有的地方民意是“争夺高铁”,面对不同的民意诉求,科学规划这一原则不能丧失。另外,不管各地政府如何“公关”,高铁规划环节必须保证廉洁。
据悉,京沪高铁运营3年首次实现盈利。同时,京沪高铁串起24座城市,几乎都搭上了“高铁经济”这趟列车。仅以山东曲阜为例,京沪高铁开通以来,这座历史名城旅游接待人次和社会总收入实现大幅增长:2013年上升到1446.7万人、122.3亿元,增长11.7%和14.2%。这将刺激更多地方热衷于高铁。
为此,笔者建议:一是完善铁路制度,进一步明确高铁规划和决策程序、评价标准等;二是相关反腐部门应该盯紧高铁规划和决策环节,以防止腐败;其三,每条高铁线路的规划和决策过程必须公开透明,以便公众监督,确保高铁规划始终坚持科学原则。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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