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说山训》“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看过十河信二和岛秀雄的经历，佩服他们在名利面前的超然以及卓越的才识。反观刘志军和张曙光，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名利面前淡定，一定要追逐那么多金钱和美色？再联想到甲午海战时，由于湘淮朋党之争，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等无能之辈奴才去前敌对抗日本的伊东佑亨和山县有朋，怎么能不败？
最可恨的是，在平壤之战前，叶志超小妾写信给叶志超一封信，劝他多为家里的妻妾着想，于是本非人杰的他，在平壤之战的紧急关头弃城而逃。中国曾惨遭西方和日本凌辱，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清朝政府官僚集体意识的匮乏、贪污腐败和闭关自守，一个缺乏民族向心力的国家如何抵御列强野心勃勃的分裂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进行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广泛应用，整个世界经济融入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当前，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但世界依然不太平。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已不决定于军事实力，而决定于国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总体实力。
反腐、确保国家团结和加强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被视为对中国的持续繁荣不可或缺。这可以解释中国因何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日益强硬，在持续不断的反腐运动中查处多家外企，并大力弘扬习大大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倡议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日本，一个被称为“弹丸之地”的岛国，陆地面积约37.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亿，一个文雅与野性共存的国度，一个善于不断低头向强国学习、吸收和包容外来文化能力极强、勇于创造文明的国家。日本民族坚韧、狭隘、隐忍、忠诚，做事认真、守纪律、讲礼貌，崇尚实力、尚武好斗，尊重强者、服从权威，极度自尊、漠视生命，形成了独特的岛国国民心态。日本，以菊花和刀为象征的武士文化为核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是个注定要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国家。
中日两国第一次战争，公元663年发生在朝鲜白村江，日本战败。往后一千多年里，日本不断侵犯中国(包括中国的近邻和番属国朝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因为有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存在，华夏文明荣辱兴衰，尽数有了侧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好好了解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国家之所以富强的原因。
1867年日本德川幕府倒台后，1868年日本已经开始重用伊藤博文等年轻人进行明治维新时，清朝政府还在与太平天国打架，两国的差距慢慢被拉大。历史看到这里总是会让人捶胸顿足，但事实已无法改变。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向外国借了不少外债，几乎都用来镇压太平天国，而日本也向英国等国家借钱，目的是修铁路、出国留学考察。人与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思想差距之大根本无法用米尺来衡量。
1870年9月，刚刚当上财政部和民政部副部长的伊藤博文就利用借来的钱开始修铁路、改革日本币制，还亲自到欧美十几个国家进行考察政治、经济、法制、军事到文化、教育、宗教、地方自治和社会状况，看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加深了民族危机感，认识到致富是治国的根本，痛感缺乏建设新日本所急需的具有近代知识结构的新式人才，回国后就仿照国外建起了新式的学校、通信、金融、矿山、水泥厂、玻璃厂、造船厂等等。
通过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特别是用那些思想纯正、大公无私的官员来取代了那些依靠血统的平庸官员，改革日本当时的政治体制，建立起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如1872年公布《学制令》，1885年实行立宪，建立内阁制度，1889年设立议会），给日本带来了真正的竞争力，理所当然地达到了富国强民的目标。仅仅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就让日本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先是超越了中国，而后，与西方比肩。
比起日本来，中国的考察就变得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早在1866年，中国就派满族老顽固斌椿率领的考察团到欧美，跟团去的郭嵩焘的命运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他亲身经历了东西方之间对比的震撼，写成了《使西记程》一书，不但不被人重视，反而因为赞颂西方被无数的国人唾骂为崇洋媚外。
教育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服务，其根本任务就在于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比较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时代的最重要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和晚晴“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张之洞的各自的《劝学篇》，这两部《劝学篇》都是当时两国大变革的产物，问世的背景也有其相似之处。
福泽谕吉，可以说是日本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出身下层武士而又性格叛逆，年轻时追念他的父亲有生之年怀才不遇，惨作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往往不禁黯然泪下，对封建门阀制度痛心疾首，深刻体会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张之洞出身下层官吏，他们同属统治阶级的下层，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矛盾都了解很多，对腐败现象及其危害性认识较深，对社会的变革现实要求较为迫切。
福泽谕吉培养的是具有自由、平等、民主独立精神的资产阶级志士，1872年他发表了号称“明治维新的圣经”的《劝学篇》，1875年发表了《文明论概论》，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他的书中提到“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与“人人想做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贻害”，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平等和独立。
他深刻地批判了儒学对人才的最严重摧残，认为儒学扼杀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意识，失去反抗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人注定是发愚的，其才华注定被限制甚至尘封！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由于他，日本整个国家为之而改变。日本有今天的地位一切的因素都是来自明治维新。
日本维新政府为要借重福泽谕吉的超伦的才华，曾一直请他出任政府的职位，但是福泽谕吉淡泊名利，置若罔闻，从不改变以一个平民终其一生的初衷。在历史贡献的角度下，日本人对明治维新时期领导日本文化大功臣的福泽谕吉持有膜拜的态度，不难理解为什么日元最大面额1万日元上的头像是福泽谕吉，而不是明治天皇或者伊藤博文等人物。
反观张之洞为清朝封建统治者培养的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奴才，在其《劝学篇》中就必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晚清的那场洋务运动，从其量只不过是一场有限的技术模仿，从而明确地告诉我们“弱国弱于政”的道理。从日本的强盛和清王朝的覆灭，可得出一个真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解放成正比的，凡是束腹人性的东西都是社会发展的桎梏，最终会被淘汰的”。
中国作为世界铁路上的一个客货运输大国，正面临着旅客运输大发展的新挑战。而高速铁路正是既能满足我国旅客运输需求，又能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最佳交通运输方式。
中国在高铁行业中是个后起国家，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高速铁路总营业里程在2013年底达到11028公里，在建的高铁规模还有1.2万公里，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投产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高铁总营业里程达到世界一半。中国高铁企业的企业品质，足以让他们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与曾经是世界一流的日本、德国高铁企业一较高下。
中国对铁路系统双管齐下，一边继续扫除铁路系统害群之马，另一边也继续推动铁路建设，带动投资增长，给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动力。从2013年10月开始，李克强总理就开始了自己的“
高铁外交”，已分别向泰国、澳大利亚、中东欧、非洲、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印度等推销过中国高铁。
分析认为，高铁技术走出去已经不仅是战略布局，更是战术推进，不仅停留在国家层面的号召上，也体现在企业的商务参与上，将享受全球市场的巨大空间和发展机遇，有助提振出口，带动经济稳定增长。
由日本各铁路公司和其他民间企业联合组成的“国际高速铁道协会”力图举全国之力，在围绕高铁订单同欧洲及中国展开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欲向海外积极推广新干线技术。日本将是中国高铁走出国门强有力的竞争者。
从日本十河信二、岛秀雄与中国刘志军、张曙光的为各自国家修建高铁最终结局入手作比较，探讨为何有这么大区别的结局，思考中日关系的过往以及中国客运专线技术如何更好走向世界。
为确保中国及其民众的福祉，中国必须要加快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构建法治社会并切实反腐。有腐必反，有案必查，不管是谁，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2014年11月18日 动笔于福州 待续
发表于 2014-11-26 00:4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