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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胶济铁路客车分三等 一等为欧洲人专享；二等为欧洲人和上层中国人乘坐；三等则为普通中国人乘坐。这种按人种划分客车等级的做法，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意味
胶澳殖民地时期，进化论和生物学的种族话语在德国广为流行，成为德国人论述中国的主导因素。中国人被看做是“人种低级”和“价值低下”的。
胶济铁路客车等级的规定正是这种殖民统治下严格的等级观念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映。
乘车等级引发冲突事件
1907年，近代著名小说家包天笑应青州知府曹允源的聘请到青州府当中学堂监督（即中学校长），他由上海乘船到青岛，再从青岛乘胶济铁路到青州府。他听青岛悦来公司的人说，中国人很少坐头等车，“总是外国人居多，不过他们也没有规定不许中国人乘坐”。果然，包天笑看到头等车里坐的都是外国人。
1905年，胶济铁路上曾发生一起因乘车等级而起的冲突事件。那年4月30日，道台黄中慧乘坐头等车去青岛。列车行至高密站时，站长奥力虚见黄中慧身着洋装而把他错当成日本侦探，对他态度恶劣。这时，有三名德国军官和律师偕家眷，持头等车票上车。高密站长命令黄中慧把座位让给德国人，黄用英语据理争辩，结果被拽下车。同车之人告诉站长，黄中慧是中国监司大员，不能如此对待。站长这才知道做错了，于是请他上车。黄中慧不肯，在高密站停留。
等他到达青岛后，锡乐巴亲自到他住的旅馆慰问。事后，锡乐巴还向黄中慧致道歉函，称黄道台在高密站“所遇不便”是由于站长奥力虚“尽职太过”引起，已撤销了该站长职务。黄中慧对铁路管理层的轻描淡写大为不满，他强调说他并无过失却被逐出车外，并交士兵看管被剥夺人身自由，铁路公司却只称其为“不便”，称该站长“尽职太过”，由此可推断铁路公司“虐待华人已视为成例”。
黄中慧是一位有影响的改革派人物，与中文、日文及英文报纸有密切联系，于是上海和青岛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新闻。这起事件正值中国收回利权运动时期，在当时激起了反德情绪，中国报纸还将此事与高密和胶州撤兵联系起来。报上称，中国人不再处于德国占领时的那种卑躬屈膝的地位了，所谓的“黄种人”获得了自信，不能再由外国人做主—特别是在铁路问题上。德国公使穆默表达了对此事的不满：
“中国人中流行的这种情绪很典型，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以前都不会引起注意的事件，现在都被夸大成了不寻常的事情，并对外国尤其是德国进行漫无边际的攻击。”
事实上，客车等级规定也有特例，并非一成不变。1907年山东巡抚杨士骧访问青岛时，铁路公司为杨及其随从安排了专列，包括1辆豪华车、1辆公务车、1辆一等兼二等车、1辆二等车、1辆三等车、1辆行李车和1辆餐车，费用高达3000元，当然这笔钱由山东巡抚衙门负担。
棚货车改装成三等车
胶济铁路的三等客车最初也有座位，但运营一段时间后，铁路公司认为三等车的成本太高，因而将棚货车改装成三等车，车厢内没有座位，乘客就坐在地板上。《德文新报》编辑芬克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大多数中国人不使用二等车和三等车，他们满足于四等车。这就是以上提到的货车。中国人喜欢自己将其行李，同买来的商品或要带到市场上的货物，带到铁路上以便看管。他不相信他的东西可以很放心地交给行李车，而他自己去乘三等车。他将箱子和行李包拖到货车里，然后自己再登上车。他们非常快地适应了这种运输方式。当火车进站时，早有一群乘客耐心地等在那里了。他们中最早的经常在黎明时就能遇到；从来不会有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跑来。他有的是时间。上下车只用很少的几分钟，没有混乱或争执，没有人询问或叫喊，就像我们习惯于国内铁路那样。”
同芬克的说法类似，铁路公司在其报告中也称改装的货车“更符合大众的习惯”。包天笑对胶济铁路的客车也做了一段有趣的记载：
“我们到了车上，我看了看头等车，颇为华丽，每间可坐六人，另有玻璃窗可以关住。二等车也还好，是长条的皮椅，亦甚清洁。但三等车便不堪了，三等车并无座位，所有旅客，都坐在地上，行李杂沓。有的便坐在行李上，乡下人的鱼肉菜蔬，也杂乱地放在那里，腥臭难闻，那是别处铁路的火车上，从未有的。”
客车设“女性隔间”
胶济铁路客车还安排有“女性隔间”。按《运输条例》规定，“独自乘车的女性按其要求应尽可能集中起来安排在一个隔间里。只要二等和三等车内至少有3个隔间，就必须安排至少一个女性隔间”。这一规定为独自乘车的女性提供了便利，也鼓励了女性乘坐火车。
实际上，随着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人们对铁路运输的逐渐接受，“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也慢慢得到改变。到民国年间，火车上已“男女杂坐不以为嫌”。 |
发表于 2014-6-29 23:0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