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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3日上午，D301次列车正在最后检票，搭乘此次列车的旅客在北京南站里急匆匆地走着。D301次“和谐号”高速列车开往南方，在世界上规模最大、车速最快、年份最新的高速铁路上行驶。它的目的地是2200多公里外的福州。
北京南站的形状像一个飞碟，从天窗透进来的光线将银色的拱形天花板照得亮堂堂的。它和帝国大厦所用的钢材一样多，每年的旅客吞吐量可达2.4亿人次，比美国最繁忙的火车站——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 Station）高30%。当北京南站于2008年启用时，它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然后上海又将这个宝座据为己有。中国铁道部的员工数量几乎同美国政府的文职雇员一样多，该部已经新建或翻修了总计大约300座车站。
当D301乘客站上站台时，他们看到的这辆列车看上去更像一架没有翅膀的喷气飞机，而不是一列火车：一根由头到尾有大约400米长的铝合金管，由16节车厢组成，漆成亮白色的车体上装饰有蓝色的赛车条纹。引导旅客入座的女乘务员的制服是泛美航空公司式的筒形帽和铅笔裙；根据规定，乘务员身高至少要达到1.65米，还要接受训练，微笑时必须露出正好八颗牙齿。一个叫朱平的21岁大学生坐到她的位子上，然后发短信给室友，说她要在铁轨上“飞驰”回家了。“就连笔记本电脑的速度也变快了。”她说。
对于在卧铺车厢的曹家人来说，讲究的出行方式标志着成就。这家人中的父母20年前移民到纽约皇后区，一路打拼，获得了在拉瓜迪亚机场（LaGuardia Airport）做清洁工的稳定工作。他们供两个儿子读完大学，成为了美国公民，现在回国旅游，戴着一样的帽子留影，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画像下站得笔直。他们的下一站是在福州与亲人团聚。这是他们这一辈子第一次休假。他们的儿子亨利在科罗拉多州经营照相器材生意，这是他第一次回到这个国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这个国家给他的印象一直是贫穷的。
中国的火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落后的象征。一个多世纪前，慈禧太后被赠予一台微型发动机，好拉她到皇城内的各处地方，而她认为“冒火的大车（fire cart）”极其冒犯自然秩序，将其禁止，并坚持她的车厢仍然应该由太监来拉。虽然毛主席坐着火车巡视四方（此时的铁道有一部分是用于军事的），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坐火车旅行仍然是迟缓、拥挤的痛苦经历。人们给蒙着烟尘的火车按照车厢颜色起了绰号：“绿皮车”是最慢的，“红皮车”也好不到哪去。20世纪50年代，日本率先推出高速列车，欧洲紧随其后，而中国仍然远远落在后面。官方媒体对此哀叹道，中国人均拥有铁路仅为6厘米——“不到一根香烟的长度”。
2003年，中国铁道部长刘志军开始负责实施建设12万公里高速铁路的计划——比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铁里程总和还多。对于跟中国火车打过交道的人来说，这是很难想象的。“早在1995年，如果你告诉我中国会有今天，我会觉得你是彻头彻尾地疯了。”在香港工作的英籍交通顾问理查德•迪•博纳（Richard Di Bona）最近对我说。这个计划总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是自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州际公路系统（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以来世界最昂贵的公共工程项目。刘部长的万丈雄心和张扬作风为他赢得了“刘跨越”的绰号。为了赶在2008年内完成第一条高铁线路，他赶着手下的工作人员和工程师日以继夜轮班工作，铺设轨道、修改图纸、开挖隧道。他喜欢说：“牺牲一代人，实现大跨越。”（有些同事叫他刘疯子。）官方新闻大力宣传一位名叫忻力的工程师，因为他在电脑前坐得过久，左眼几近失明。（“我就是失去一只眼睛也要工作。”他对记者说。）第一条高铁线路于2008年6月首次试运行，它超预算75％，严重依赖于德国设计，但在典礼上没有人细想这些事情。干部们流下了眼泪。当另一条线路首次运行时，刘志军在列车长旁边坐下，说：“如果要死人的话，我当第一个。”
那年秋天，为了抵御全球经济衰退，中国领导人将高铁投资提高一倍以上，将目标调高为到2020年建造16万公里高速铁路，这相当于将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建造五次。中国准备向伊朗、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出口铁路技术。中国还为一条通过哥伦比亚山区的货运铁路绘制图纸，这条铁路将对巴拿马运河形成挑战。另外，中国签署了建设“朝圣特快（pilgrim express）”的协议——在麦地那和麦加之间运送信徒。2011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到了中国的铁路繁荣，作为证据说明“我们的基础设施曾经是最好的，但领先优势已经下滑”。下一个月，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以拒绝联邦资金的方式，阻止了美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的建设。美铁（Amtrak）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到2040年将列车速度提升至与中国相当。
D301次列车在翠绿的稻田间向东南海岸疾驰。亨利•曹坐在第二车厢最后一个隔间的窗边，对他来说，列车似乎是在漂浮，在转弯时划出绵长优雅的弧线，对面不时有列车开过，两车交会时发出嗡嗡的声音。日落时分，一场夏天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亨利观看着云层中划过的闪电。他在车厢里的折叠床上伸展了一下身体。他的母亲直直地坐在他脚边。她留着短短的卷发，穿着蓝白条纹的衬衫。她在美国呆了将近半辈子，但仍然保持着中国旅客的习惯。她随身携带着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腰包里装着打算用来送礼的玉首饰。她的丈夫坐在她对面，玩弄着iPhone。他照下一张摇摇晃晃的照片：车厢尾部的速度表上显示着188英里时速折合成公里的数字（1）。
几公里之外，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晚上7时30分，在温州市郊，闪电击中了铁轨旁一个沉重的金属箱。这个箱子跟洗衣-烘干机差不多大，是信号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能让司机和调度员都知道火车的位置。由于隧道阻挡了雷达信号，列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以电线连接的设备，就比如这个在轨道边上的盒子。它能让司机和调度员互相交谈，还控制着一套机器般的信号灯，向司机发出停止和前进的基本指令。闪电击中箱子时，烧断了一根保险丝，造成两个灾难性的问题：切断了通信，并使信号灯停留在绿色。
在附近的一个车站，一名技术人员发现了铁轨上令人迷惑的信号，命令修理工冲进暴风雨去查找故障原因；同时，他将问题报告给上海一名叫张华的调度员。曹家人所乘的火车距此仍有数公里，但载有1072名乘客、也是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就在D301次前方。张华呼叫D3115次，警告驾驶员：因为错误的信号，他的火车可能会自动停驶。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应该采取目视行车模式，慢速谨慎运行，直到再次驶入正常区段。电脑正如预计的那样令列车停了下来，但是当司机试图启动列车时，虽然尝试了许多次，列车仍然原地不动。他在五分钟内呼叫上海六次，但无法接通。在车上，一位乘客将黑暗的车厢的照片传到网上，问道：“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得比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
调度员张华现在要同时应付10趟列车。他没有再收到来自D3115次的消息，可能就认为该车已经重新启动、继续前进了。载着曹家人的列车已经晚点半个小时，在晚上8时24分，张华向其发出前进的许可。五分钟后，第一趟火车的司机终于成功重新启动了发动机，并开始缓慢前进。当他的火车到达一个正常区段时，它突然出现在整个系统的屏幕上，好像凭空冒出来的一样，调度员看到将要发生什么了。它后面的火车按绿灯信号顺着铁轨猛冲而来。调度员提醒司机：“动车301你注意运行！区间有车啊，区间有3115啊！你现在注意运行啊，好不好啊？现在设备——”线路断了。
D301次列车的司机潘一恒是一名38岁的铁路员工，眼宽鼻阔。在最后几秒钟，潘一恒扳动了紧急制动的闸把。他的火车正在一座跨越平坦山谷的细长高架桥上，D3115次列车就在他面前，慢得几乎像一堵墙。
碰撞让闸把刺穿了潘一恒的身体，亨利•曹被抛到空中。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准备迎接撞击。但撞击没有发生。相反，他在坠落——他说不清下坠了多久。“我听到妈妈的声音在喊，”他后来告诉我，“然后一切都变成了黑色。”他所在的车厢和另外两节一同脱轨，翻滚着掉到20米下方的田地里。第四节车厢满载乘客，喷出火花，垂直挂在高架桥边，晃来晃去。亨利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医生切除了他的脾和一只肾。他的一只脚踝粉碎，断了几根肋骨，大脑遭到损伤。当他基本恢复神智时，他得知父母都死了。在救援和治疗的混乱中，他妈妈的一万美元也不见了。
温州撞车事故造成40人死亡，192人受伤。政府从实用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原因出发，迫切希望尽快恢复列车运行，在24小时内就宣布这条线路恢复通车了。宣传部命令编辑们尽可能少地关注撞车事故。“不质疑，不展开”，宣传部在一个内部通知上发出如此的警告。当第二天早上报纸出来时，中国的第一起高速列车相撞事故不在头版。
但是，公众不想就此罢休，而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不是一辆在偏远地区掉下公路的大巴；这是几十个死于国家值得骄傲的成就的人——在这个新近网络化的时代，乘客们有手机，目击者和批评者终于有了让宣传者颜面扫地的工具。
公众要求知道，为什么救援人员取消搜索后，一个两岁的幸存者在残骸中被发现。一名铁道部发言人说，这是“一个奇迹”。批评者一片哗然，称他的解释“侮辱中国人民的智商”。当局一度将一部分受损的列车挖坑掩埋，声称救援工作需要平整的土地。当记者指责他们试图阻止调查时，不走运的发言人答道：“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这句话在网上爆红，成了政府逐渐消失的信誉的象征。（列车被挖了出来。发言人被解职，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波兰工作。）
数天之内，生产信号箱的国有企业为设计失误道歉。但是，对许多在中国的人来说，把注意力只放在一个损坏部件上，就忽视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深层问题在此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普遍的腐败和对道德的漠视已经导致被化学品污染的牛奶进入市场，质量低劣的桥梁和公路为了满足政治目标被匆匆建好。当国家电视台主持人邱启明脱离台本，在电视上连续发问时，他出人意料地成了这个时刻的代言人：“能不能让我们喝一杯放心的牛奶？能不能让我们住一套屹立不倒的楼房？能不能让我们走在城市的大马路不出现突然的坍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别无选择，只能赶赴撞车现场，并发誓进行调查。“如果在查案过程中，背后隐藏着腐败问题，我们也将依法处理，毫不手软。”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长眠在地下的死者。”人们没有忘记温总理的承诺。调查的首个期限到来了、过去了，而人们仍然继续要求进行更全面的清查。在12月，当局终于公布了一份史无前例的详尽报告。它承认“严重的设计缺陷”，“忽视安全管理”，在招标和测试中存在问题。报告还在政府和工业界问责了54人，以刘跨越为首。部长的名字成为“崩溃的系统”的代名词——这是揭黑杂志财新《新世纪》给铁道部起的名字，它证明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用财新的原文说，“因为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化，所以遏制贪污的关键是限制权力”。当我同一名参与这条铁路建设工作的工程师交谈时，他告诉我：“我无法具体指出哪些步骤被忽略了或者什么任务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因为整个过程都是被压缩的，从开始到结束。”他补充说：“在中国有一个说法：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
各种各样的丑闻已经成了中国崛起的背景音乐。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以前从未对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所享受的优待了解得如此之多。保护党的领导人免受仔细审视的帘幕，被财富、技术和令人瞠目结舌的草率举动共同拉开了。
在2月份，这种形势变得明朗起来。当时，一名公安局长同他在党内的靠山薄熙来闹翻，逃到了美国领事馆。他知道党内最高层领导进行谋杀和侵吞公款的事情，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价值所在。这个叫王立军的公安局长没有受到保护——他被控叛逃和受贿的罪名——但他的故事是掩盖不住的：曾经注定要继续高升的党内巨头薄熙来由于“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及“其他涉嫌犯罪”被开除出党；他的妻子被控投毒杀害为这个家庭办事的英国人，审判结果是罪名成立。薄熙来的垮台也戳穿了简朴公仆的神话。据彭博社报道，当他的官方年薪折合19000美元时，其家族拥有的产业价值就超过1亿美元。薄熙来的传奇故事引发了关于其他党内大佬的谣言，虽然言论审查员竭尽全力在网上进行清除，但每个新故事听起来都比较不那么令人惊讶了，与其说是例外，倒不如说是规则。9月，海外中文报纸报道了在北京已经传了几个月的流言：中国国家主席的一个亲信的儿子在天快亮的时候驾驶一辆黑色法拉利撞毁在首都的高速公路上，而当时车里还有两个裸体女人陪着他。党正在准备将未来十年内统治国家的一批领导人推上前台，这个时候出事，简直是太痛苦了。
铁道部长刘志军最初看起来并不太可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戏剧性地颜面扫地。薄熙来是北京的婆罗门——一个党内大佬的儿子，身材很高，面对镜头谈笑自若。刘志军是农民的儿子，个子瘦小，视力不好，牙齿天包地。他在武汉郊外的村子里长大，十几岁就离开学校工作，手里拿着锤子和测量仪，沿着铁轨走，检查路况。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权力之路的感觉。在几个省份，一手好字是难得的技能；而刘志军将字迹练得极好，受教育不多的上级很信任他，让他代笔写信。通过婚姻，他进入了一个政治关系深厚的家庭，并在21岁就入了党。他不知疲倦地为铁路和自己大作宣传，一路青云直上，从省级铁路局局长的位子一直坐到北京的宝座，手握大权。到2003年，作为铁道部长，他指挥的官僚帝国在规模和独立性上仅次于军队，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法官，数十亿美元资金任他调遣。他的铁道部是国中之国，在中国被称作：铁老大。
刘志军将他凌乱的黑发往中间梳以掩盖秃顶，戴一副牛角材料的方框眼镜，这种眼镜在党的高层干部中非常流行，以至于被称为“领导眼镜”。刘志军的一名同事曾经同他密切合作，这名铁路员工告诉我：“从革命时代开始，大多数中国官员看起来就很相像。他们有一样的脸、一样的制服、甚至一样的个性。他们循规蹈矩地工作，满足于无所作为，坐等升迁。但刘志军不一样。”如果一份铁路上的工作真能用魅力经营，他就是决心这么干的。他喜欢半夜三更召开会议，并炫耀他的工作习惯。虽然他离权力最高层越来越近，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上司溜须拍马。在一个夏天，当胡锦涛主席乘坐火车返回北京时，刘志军疯狂地跑过站台去迎接，皮鞋都快跑掉了。“我对他喊：‘刘部长，你的鞋！别掉了！’”这个员工回忆说，“但他根本没当回事。他继续满脸堆笑地跑着。”
刘志军的成功给他弟弟刘志祥带来了很多好处。刘志祥从进入铁道部后就一路高升。他爱讲俏皮话，个性反复无常——就像乔•佩西（Joe Pesci）在家庭中的角色（2）。2005年1月，他因涉嫌以下罪名被羁押：贪污、受贿及故意伤害——他授意谋杀一名试图揭发他的承包商。当时，他是武汉铁路局副局长。（被害人的妻子眼睁睁看着丈夫被用弹簧刀刺死。根据一份官方法律杂志报道，他曾在遗嘱里预言：“如果我被杀了，那一定是贪官刘志祥下的手。”）铁道部长的弟弟将火车票销售收入的一大部分敛进囊中，积累起价值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现金、房地产、珠宝、艺术品等财产。当调查人员逮捕他时，他住的地方钞票乱糟糟地堆积成山，已经开始发霉了。（储藏现金是中国腐败官员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因为最大面额的流通纸币是一百元，价值约15美元。）他被判死缓，后来又减刑为16年有期徒刑。但是，他没有在重刑犯监狱里坐牢，而是被转移到医院，据说他在那里继续通过电话指挥铁路业务。
在北京，刘部长被忠实的部下簇拥着。这些部下的总头目是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他曾经身着皮大衣披白围巾出席铁路会议，喜欢用“紧握的拳头”来形容自己的谈判方式。他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任客车处处长，这个位子赋予他对巨额开支的控制权。“事情全在他点头。”铁道科学研究院的退休研究员臧其吉对我说。张曙光没有多少科研经验，但他渴望树立威信，让两名教授以他的名字出了本书，以求跻身于一个精英学术协会（3）。（他以一票之差未能当选。）
刘志军把一切都押在高铁上。为降低通货膨胀对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影响，他鼓吹速度高于一切。“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快速推进大规模铁路建设。”他在2009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刘志军的野心和中国的威权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组合。铁道部是自己的监管者，几乎没有监督，部长和他的手下对反对的声音毫不容忍。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公开不同意快速建设高铁，刘志军召见了他，建议他保持安静。赵坚拒绝服从，随后北交大校长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不要再继续表达我的意见。”赵坚告诉我。赵教授仍然坚持反对立场，但他的担忧没人理睬——直到撞车。“那就太晚了。”他说。
对速度的痴迷是全方位的。这个系统迅速膨胀，供应商生产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能找到买家，无论质量如何。据调查，在温州撞车事故中失灵的信号系统是在自2007年6月起的6个月内由国有企业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开发完毕的。公司拥有约1300名工程师，但时间上的要求使其无暇顾及其他；撞车事故调查人员发现，负责信号系统的人员只进行了“宽松”的检查，“未能发现设备存在的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主管此事的办公室“一片混乱”，“文件丢失”。然而，信号系统还是在2008年通过验收，并安装到全国各地。当铁路界颁发当年的新技术奖项时，信号系统获得了一等奖。但公司内部的一名工程师后来告诉我，当他发现这东西是匆忙交差的时候，并不感到惊讶。
还有其他可疑因素。2010年4月，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会长葛西敬之说，中国正在建造的列车大量沿用日本设计。川崎重工威胁起诉中国在进行技术转让时将川崎的技术说成自己的，北京的铁道部对此抗议严加驳斥，称其为“心理状态脆弱和缺乏信心”的表现。葛西敬之还指出，中国的列车运行速度比日本所允许的快25％。“我们绝不会令其如此接近极限。”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说。
在撞车前的最后几天，匆忙完工的铁路成了这一系列原因的组合中最后一个、也是致命的因素。6月，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政府举行了最重要的一条线路——京沪线——的通车典礼。施工计划被削减了整整一年；投入运营的第一个星期中，晚点、电力故障频频发生。据一名铁道部下属的经理说，高铁工作人员被警告，如若再有晚点情况，他们的奖金将会受到影响。2011年7月23日晚上，当列车在铁道上拥塞时，调度员和维修人员竭力去修复出故障的信号灯，而忽视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停住列车，恢复信号。撞车事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告诉我：“维修人员对自己的工作不够熟悉，而且他们不想让火车停下来。他们不敢。”
当撞车发生时，刘跨越已不再担任铁道部部长。2010年8月，国家审计署对一家大型国有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时，发现一笔1600万美元的“佣金”，是付给中间人的，以换取高铁合同。这个中间人是一个叫丁书苗的女人，她也许比任何人都更能体现中国的铁路繁荣所创造的财富。丁书苗来自山西农村，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起初以养鸡卖鸡蛋为生。她身高1.78米，肩膀宽阔，讲起话来像汽笛。在20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将这个国家转向市场经济时，她收购邻居们的鸡蛋，到县城去卖。当时，这种行为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是非法的。鸡蛋被没收了；多年之后，她还时时谈起遭遇过的困窘。后来，她适时地开了一家小餐馆，生意很好，她给有权的客人免单，吹嘘自己的成功。“如果她有一块钱，她会说有十块。”丁书苗的一名长期同事告诉我，“这让她看起来更有影响力，慢慢地，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能从与她的友情中受益。”
丁书苗的餐馆成了煤老板和政府官员经常光顾的地方，不久之后，她插手煤炭货运。当时她做的事用铁路上的话说叫“倒车皮”：跑关系，以低价拿到紧俏货运线路的车皮，然后——根据王梦恕的说法——“以购入价的10倍”转手。她同刘跨越从2003年左右开始有交情，从那时起，她利用在铁路业务上的关系大赚特赚。她的公司博宥集团入股合资企业，向铁道部提供轮对、声障以及其他设备。据中国新华社报道，在两年时间里，博宥的资产增长10倍，到2010年已达6.8亿美元。
“书苗”这个名字显示了她的农村出身，所以在风水顾问的建议下，她改名为“羽心”。她很容易受到嘲笑——人们叫她“傻娘”丁夫人——但她是个培育业务关系的天才。她的一个长期同事告诉我：“当我试图教她如何分析市场、如何经营公司时，她说：‘我并不需要了解这些。’”财新网记录了她大胆的高攀之举。为了获得外国合同，她投资支持一家“为国际外交官”服务的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在2010年设法请到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来访。她举办的奢华酒会吸引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她当上了省政协委员，并大做慈善，以至于她在2010年《福布斯》中国慈善家名单上排名第六。
据《环球时报》报道，丁书苗于2011年1月因涉嫌收取回扣总额达6700万美元而被羁押。（铁道部还指责她利用关系运作刘志军弟弟的保外就医事宜。）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丁书苗知道政府审计人员后来才发现的事情：中国最有名的公共工程项目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滋养腐败的生态系统——不透明、无监督、充溢着现金，尤其是当政府宣布为减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推行经济刺激计划后。这个计划将2010年用于铁路建设的投资增加到超过1000亿美元。在一些情况下，招标期从5天缩减到13小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中，投标纯粹是走过场，因为施工已经开始了。现金突然消失已经见怪不怪了：在一个真实案例中，专门用于拆迁补助的7800万美元凭空不见了。中间人将总款项的1％到6％揣进腰包。“如果一个项目是45亿，那中间人就带回家2亿，”王梦恕说，“而且，当然没有人说一个字。”
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非法分包。一个合同可以被分成几部分卖出以拿到回扣，然后又被转卖一遍又一遍，直到到达劳动食物链的底部——这里的工人是廉价而缺乏技术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是铁路业界所独有的：2010年，非法分包商雇用的一个新手焊工在上海的一幢宿舍楼作业时，掉落了焊枪，整幢楼燃起大火，58人死亡。）2011年11月，一个曾经是厨师、没有工程经验的人被发现在带着一群没有技术的民工建造一座高铁桥梁， 他们在地基里用碎石取代水泥。在铁路圈里，用廉价材料代替真正应该用的材料的做法非常普遍，值得用个专门的词来描述：偷梁换柱——把房梁偷下来，放到柱子里。
有这么多的回扣，倒过这么多道手，一部分铁路远远超过预算就不足为奇了。广州的一个火车站预算为3.16亿美元，结果花了这个数字的7倍。铁道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部里的官僚会创建虚构的部门，为它们申请开支。采购是贪污的黄金机会。该部花了近300万美元拍了一个5分钟的宣传片，基本上没有播出过。这个片子令调查人员注意到铁道部宣传处副处长——一个家里有150万美元现金和9个房产证的女人；她的丈夫也在铁道部工作，被发现拥有大量购物卡——比收取现金贿赂更为谨慎一点。其他政府机构也有严重的财务问题——在50个机构中审计人员发现49个有问题——但在铁路世界发生的掠夺，其规模超乎寻常。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亚洲问题专家廖然告诉《国际先驱论坛报》，中国的高铁形成了“不仅在中国，也许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一桩金融丑闻”。
在大多数国家，大规模高层腐败的影响很容易预测：经济学家已经计算出，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每上升一个点（程度以1到10衡量），其经济增长就会下降1%。（想想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çois Duvalier）统治下的海地或蒙博托（Mobutu）统治下的扎伊尔。）但那些例外是很重要的。在日本和韩国，与腐败相随的是国家的崛起，而不是崩溃。没有比美国更突出的例子了。推动建设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人被发现在偷偷向自己付建设费，被称为1872年信用流通者公司（Crédit Mobilier）丑闻。媒体这样形容这桩腐败丑闻的严重程度：“在世界目光下，赤裸裸地进行着官方和私人的罪恶和腐败的最具毁灭性的展示。”在1866年到1873年之间，美国建设了超过56000公里的铁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正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说的那样，展示着“可耻的腐败”。（马克•吐温同查尔斯•达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合著的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赋予了这段年代名字。）铁路的过度繁荣导致了1873年经济恐慌（Panic of 1873）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在后来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4），从政治上对权力滥用进行限制的做法得到广泛采用。
在中国，就像在美国一样，腐败和经济一同蓬勃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一条红双喜香烟足以换取一次工作调动或一张洗衣机票。但在1992年，中国开始允许土地和工厂为私人拥有，腐败就是从此时开始加速的。据汉学家安德鲁•韦德曼（Andrew Wedeman）测算，现在一年内从每起腐败案件中缴获财物的平均价值增长了两倍以上，达到6000美元。爱马仕包、跑车、子女出国留学的学费代替了一条条的红双喜香烟。生意数额越大，就需要经过越高级别的干部批准，贿赂随之递向高层。
我认识一个叫胡刚的作家，他现年50岁，身材瘦小，做事一丝不苟，而他恰好是行过贿的人之一。他是一家拍卖行的经理，在这个行当里，一个法官的签字就能批准对楼房、土地和其他财产进行拍卖，也意味着高额佣金。似乎每个人都在拿钱，胡刚说。“于是，我就开始想，如果他们能做，我为什么不能？”胡刚颇有行贿天赋；他向法官送礼——先是香烟，然后是宴会，然后是按摩院。他遵守一些自己制定的规则：从不向陌生人行贿；将送现金的时间放在秋天，此时学费账单会下来。不久，他就需要应付很多法官，以至于一天要跑按摩院三趟。五年后，他的资产达到150万美元。然后，他在一次常规打击活动中被捕，在监狱里蹲了一年。
官员和商人组织成“保护伞”，相互勾结，中国学者将这个步骤称作国家的“黑手党化”。到2007年，中国学者裴敏欣发现，中国近一半省份的历任交通厅长都曾腐败而入狱。腐败消耗了中国GDP的3%，在今天也就是2000亿美元，超过国家的教育预算。从那时起，贪腐的机会更加多元化了。今年夏天，国家的权威语言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典，增加了一个新词：买官，解释为“购买在政府中的晋升”。
今天，中国政府官员面对的诱惑的规模是西方国家从未遇到过的。据彭博社报道，全国人大最富有的70名代表在2011年获得的财富比美国总统、内阁、国会所有议员及最高法院全体法官的总净资产还要多。彭博进一步在6月报道说，中国即将上任的主席习近平的家族有数千万美元的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彭博社网站从那时起一直被政府屏蔽。
关于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有两个基本观点。乐观的情况是，它是从雄心勃勃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计划的一部分，高速公路和火车令发达国家都羡慕不已。在7月，美国运输部长雷•拉胡德（Ray LaHood）对一名记者说：“中国人更成功，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做决定的只有三个人。在我们的国家，三千个人做决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同领导人之间的契约正在消解，统治阶级在经济疯狂增长的最后几年争先恐后地尽其所能大捞特捞；在自我内部改革上，党将没有能力比苏联人做得更好。去年，中国央行的一份内部报告意外泄露，其中估计， 自1990年以来，有18000名贪官外逃，卷走了1200亿美元——这么多钱足以买下迪斯尼或亚马逊。政府已发誓让官员们放弃高级香烟和鲨鱼翅羹，但保持警觉的中国的博客写手仍在发布照片：戴着奢侈手表的干部，停着涂成蓝白色的玛莎拉蒂和保时捷的警察局。下个月即将离开政治局的温家宝总理都称，腐败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对这个威胁听之任之，可能会“人亡政息”。
2011年2月，火车相撞事故五个月前，党终于拿下了刘志军。据王梦恕说，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刘志军准备用其违法所得大肆行贿，把自己弄进党的中央委员会，最终进入中央政治局。“他告诉丁书苗：‘给我准备4亿。我要撒一些钱。’”王梦恕告诉我。4亿元人民币折合约6400万美元。王梦恕说，刘志军实际上设法弄到了1300万。“中央政府担心，如果他真的成功行贿4亿，那他基本上肯定能买下一个政府的位子。这就是他被逮捕的原因。”
接下来的5月，刘志军被开除党籍，原因为“严重违纪”和“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官方媒体的一则报道中称，刘志军在铁路项目中收取4%的回扣；另一篇报道说他收取了1.52亿美元的贿赂。他是近五年来的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但是，刘志军的私人生活更加令人惊奇。铁道部指责他有“不正当性行为”，香港报纸《明报》报道说他有18名情妇。据说，他的朋友丁书苗让她投资的电视节目中的女演员排成一排，供刘志军挑选。中国官员经常被发现犯有多种肉欲之罪，这促使胡锦涛主席在几年前发表讲话，警告同志们要抵抗“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但刘跨越和女人鬼混的形象及拥有18名情妇所需的高超后勤保障水平，让他跨过了界限。我问刘志军的同事，情妇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答道：“你对情妇的定义是什么？”
刘志军落马时，至少8名其他高级官员已被拿下进行调查，包括他整天四处吹牛的助手张曙光。当地媒体报道称，张曙光年薪不到5000美元，但却买下了洛杉矶附近的一座豪宅，这引发了猜测，坊间认为他准备加入卷款外逃官员大军。（近年来，将家庭成员送到海外的腐败干部在中国被称为“裸官”。）
我花了几个月，就刘志军的起落访问了许多人，他的经历似乎让敌人和朋友都感到迷惑。刘志军的对手都承认，他并不像许多贪官污吏那样：实际上他在在位期间做到了一些事情，并建设了一套铁路系统——如果其中的问题能被改正，最终会使国家受益。为他辩护的人支支吾吾地说，他并没做任何他的同僚没做的事。一位和蔼可亲的退伍军人是刘志军的同事，他对我说，从某时起，避免腐败对刘志军来说变得困难：“现在在系统内部，如果你不受贿，就必须得走人。没有留下来的法子。如果我们三个人都在一个部门，而你是唯一一个不收礼的，那另外两个人会觉得安全吗？”
不久之前，我遇到了一个铁路分包商。我问他，自从刘志军倒台以来，情况是不是变好了。他毫不幽默地笑了一下。“他们表演了一番，但规则仍然是一样的。”他说。“他们把丁书苗逮起来了，但她只是一个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丁书苗。”我管他叫李雪（音），他54岁，说话时总是像在咆哮，户外生活的风霜体现在脸上，但我们见面时他很风趣，又很放松，我立刻喜欢上了他。他一辈子都在开凿铁路隧道——拉起队伍，凿穿山体，然后搬到下一个工作地点。他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并为国家在他的一生中取得的建设成果感到骄傲。“美国一直在批评我们的人权，”他说，“这是我们的弱点。但搞建设是我们的强项。我们能很快把人拉到一块。老板不用听任何人的意见，自己做决定。”
一个周末，李雪邀请我到他最近在工作的地方去，是在河北的石头山里，距北京几个小时的车程。吃午饭时，他若有所思地谈到了他所说的“黄金时代”，几年前，成本较低，官员对可以在暗地里捞多少还没什么概念。“我们现在送出去的贿赂在不断增长，”他说，“我们才是被压迫的人。”
我们钻进他的黑色奥迪轿车，爬上公路，开进山里，转上一条车辙密布的泥泞小路，路两旁是玉米地和农家的砖房。我问他是否很享受和开凿隧道相伴的吃喝活动。他摇摇头。“太累了。”他说，开始解释贿赂的分类，“部门领导，然后是经理和仓库负责人。你一定要打点他们，就像拜佛——不拜，就会遇到麻烦。”最难过的日子是开工那几天，每个人都露面，都觉得应该拿一份。“我们花了一大笔钱在这上面。”他说。最近，他将跑关节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年轻同事。“他做得真不错。”他说。
我们到了一处高地，有几台挖掘机和推土机，把车停在一条进入山坡的隧道外。李雪向我介绍搞爆炸的工头，是个瘦瘦的男人，20多岁，头发仔细打理过，向上直竖着。我问他在哪学的技术。“自学成才。”他说。
李雪朝泥地上吐了口痰，递给我一顶安全帽。隧道里又冷又黑，高约10米，工作灯照亮了光滑的隧道顶的边缘。李雪一生中已经挖了10条隧道，而这一条是最长的——从头到尾超过3公里。
一段时间后，我们遇到了一组工人，一共8名，穿着棉鞋，戴着安全帽，身着旧军装。他们正在把一个沉重的铁框架推进隧道的侧门。他们喊着号子，用尽全力，有人滑倒在泥地里。一个灯泡提供着照明。这个场景像是在1912年，而不是2012年。李雪说，10天前，他遇到了一个问题：负责隧道的分包商没给他钱，现在他不得不解雇工人，停止挖掘。铁道部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钱了，一路下来，到他这里的钱就变少了。
“我想洗手不干了。”他说，“赚钱越来越难。我们以前得到的报酬几乎分文不值，而现在我们甚至拿不到钱。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我们接着向前走，我能在墙上苍白的灯光里看到自己的呼吸。隧道深处，我们再也听不到入口附近的工人发出的叮当声。李雪似乎心不在焉。“当官的越来越贪婪。”他说，“过去，我们只要挖隧道，当地的官员就会到施工现场来看看。现在他们只呆在宽敞漂亮的办公室里，敛钱。”
在我们头上已经没有处理过的隧道顶了，前方是淤泥和黑暗。在某一秒种，所有一切都沉默了，除了前方某处洞顶上流水发出的哗哗声。“我们得止步了，”他说，“再往前走就危险了。”
温州撞车事故发生几个星期后，铁道部公布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召回54列子弹头列车，测试其可以导致列车不必要停车的传感器；停止建设新铁路线；命令列车将最高时速从350公里降到300公里。但没过多久，铁路又恢复了快速增长，温州撞车事故的一周年纪念活动被严格控制。官方媒体收到不得去现场的禁令，幸存者被警告要闭上他们的嘴巴。其中一个名叫邓乾（音）的20多岁的男子当天试图访问事故发生地，警察尾随着他，录下他的一举一动。“他们给我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我现在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威胁。”他告诉我，“我认为他们会永远注意我们。”
亨利•曹在挣扎。他在中国的医院躺了5个月，他骨折了，神经受损，被摘除肾和脾，只能慢慢恢复。他一次只能保持几个小时的清醒状态，而且神智很容易迷惑不清。回到科罗拉多的家中后，他不得不关闭照相器材业务。“其实我觉得我想死了算了，”他告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当你所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政府为其父母的死亡向他家赔偿284000美元，另为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赔偿85000美元。8月，他和他的兄弟利奥（Leo）飞到中国来领取父母的遗体。他们要求在福建老家村里举行追悼仪式，但被政府禁止了；父母被埋葬在长岛的一个公墓里。
温州的撞车和刘志军的倒台成了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象征。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中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代价：只要党的能力还说得过去，就不挑战党的统治地位。但列车的相撞对他们是个打击。撞车事故违反了这个契约，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它的意义就像“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人那样：政府失败的标志性体现。这是个无情的判决。驻北京的世界银行高级基础设施专家杰拉尔德•奥利维尔（Gerald Ollivier）指出，列车仍是在中国目前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中国高铁每年必须运送至少4亿人。”他说，“在过去的4年里，中国高铁上有多少人死亡？40人。在中国，每五六个小时，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就会达到这个数字。因此，在安全性方面，这是迄今为止最安全的运输方式之一。这起去年发生的事故是很悲惨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相比用汽车完成运输任务来说，它的安全程度至少高100倍。”然而，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引用一个非常不同的统计数字：在日本高铁运营的47年中，仅有1人死亡——一名在关门时被夹住的乘客。
中国最近的丑闻似乎加速了一个真相时刻的到来：新的中央政治局班子下月就职，他们现在知道人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对从国家崛起过程中所得到的好处感到满足。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五亿国民摆脱贫困，建设了一个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和经济世界。然而，人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要求得到更多：现在中国政府在国内安保上的支出比国防开支还多，让每天都在展现的公众的怨言和不满不致危及统治。尽管审查员十分努力，中国人还是可以在网上读到，他们的领导人吃的是在边远地区的有人把守的农场种植的无公害蔬菜，呼吸的是被过滤器清洁过的空气。薄熙来和刘跨越的倒台使权力肆意横行的文化更加戏剧化了。多年来，刘志军和薄熙来致力于在使国家繁荣的同时也为自己打造一个锦绣前程。他们对这两者的比例失去了把握；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的政府是否也这样了。
刘志军将接受审判。开庭日期是国家机密，但最终判决不是。98%在中国进行的审判以被告获罪结束，但预测刘志军命运的最可靠的依据是，党已经开始举行其为时最久的仪式之一了。正如技术人员将政治斗争的受害者从档案和画像中涂去一样，审查员将去年的网络内容中为刘志军的成绩欢呼喝彩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统统删除，留下的只有一些报道他被捕的零星片段。刘跨越在中国成就史中被彻底抹掉，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存在。♦
1. 188英里合300公里。
2. 乔•佩西，美国演员，在多部著名黑帮影片中饰演此种性格的角色。
3. 精英学术协会指中科院。张曙光曾“竞选”中科院院士。
4. “进步时代”在美国指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
来源：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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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1 22:3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