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实名制诞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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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大“实”验
实名制诞生的背后，实际上是赞成的声音淹没了反对声，铁道部顺应了民意。而这次全民大“实”验最终产生的效果，至今尚不好定论
本刊记者/李邑兰 文/梁嘉琳
镜头下的广州火车站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这是纪录片《归途列车》里的一幕。
这样的场景，中国人并不陌生。每年春运期间，中国都有数十亿人次进行着候鸟式的大迁徙，一年一度，潮汐似的轮回。
2010年1月30日，新一轮春运大幕拉开。国家发改委介绍，为期40天的春运，全国将有25.41亿人次踏上奔往东西南北的路途，其中，铁道部预计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2.1亿人次。
一边是“一票难求”的火车票，一边是愈演愈烈的火车客票倒卖活动。民意的呼吁下，铁道部最终选择在广州、成都两个春运期间运输压力最大的铁路局“试水”火车票实名制。
1月21日7时03分17秒，随着由深圳开往西安、订单号为“5055605057”的首张实名制火车票预订成功，有媒体称我国铁路客运步入了“准实名制时代”。
“火车票实名制的试行，只是促使‘一票难求’问题解决的起步。”已经卸任的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原总工程师、中国地方铁路协会原会长华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回家“绊脚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第一波民工潮的爆发，“春运”一词开始频繁进入大众视野，“买票难”也随即成了老百姓回家过年的“绊脚石”。
自1954年起，铁道部就有春运记录，当时日均客流73万人次，高峰客流90万人次。到了20世纪80年代，铁路春运客流逐年增加，1985年更是达到最高峰，铁路发送旅客1.43亿人次。
1989年，刚过完春节，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的百万农民工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民工潮”由此爆发。“成都到广州沿线压力最大，一到过年，就以广州为中心，向贵阳、昆明、成都、武汉、郑州等地发散。”华茂介绍，这也是今年铁道部选择在成都铁路局、广铁集团“试水”的原因。
而同期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时，华茂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他回忆：“那时的广州火车站，一开车，站台上的鞋就能捡一两筐。”
与激增的客流相对的，是数量远远不够的各类运输工具。以汽车为例，1980年全国汽车保有量仅为178.3万辆。
严重不足的运力，让“一票难求”的问题随之浮现。
“当时并没有那么多客车来拉旅客，就用大篷车来拉，把‘闷罐车’改成临时客车来拉。”华茂说。改装的车里还没有厕所，就在车底板上挖一个洞，加一个挡板，这就成了厕所。
除此以外，就是召集东北等春运压力小的地区，由工人带着客车来支援春运压力大的地区。此前，华茂曾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还“不识春运愁滋味”。
第三招是货运列车为客运列车让道。“我们过去是一条线既跑客又跑货，我就曾经下令，拿出一天让京广线上所有的货车都不跑，全跑客车。”华茂说。领导们不干了，“煤炭你得给我运啊。”春运返乡潮和冬煤暖需求是叠加的，这加大了铁路运力的紧张。
“黄牛党”的“搅局”进一步恶化了“一票难求”的情势。从1988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倒卖火车客票活动日益严重，仅广州站同年就抓获倒票分子7794名，收缴车票4万余张。
尽管公安部、铁道部等相关部门严打“黄牛党”的动作一直没有停过，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仍然有不少黄牛选择“铤而走险”。
“那时候一些‘高级’的票贩子，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每天收入可达1000~3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100~1000元之间。” 2005年，北京社科院张西等三名助理研究员历时半年，调查了320名“黄牛”，写成了一份名为《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的报告。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至上世纪90年代中，是“黄牛们”积累最多的时候。
“当时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怎么千方百计提高运力，把旅客都拉走。而旅客们也都怀着朴素的想法，只要人能走就成。”华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民意的“实名”梦
进入21世纪，围绕“一票难求”，民意沸腾。
实际上，车票实名制，在我国铁路并不是新发明。“绝大部分的铁路免票和特种票早就实行实名制。”铁路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研部主任杨素亭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公众车票的实名制，在2003年春运期间由重庆火车站率先试行——车票背面填写姓名，再由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登车。此举一出，新华社立即叫好：“许多票贩子都因手中车票卖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看着作废”。
不过，重庆的“实名制”仅实施六天就夭折了。重庆火车站派出所当时陷入了两大困境：一是登记难，旅客太多，以至于警方最后只好采取抽查的方式；二是检查难，按“实名制”规定，上车时必须持与车票登记内容相符的证件方可上车，一名车站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检查一个人至少要花费半分钟，而每天进站的旅客多达2万人次，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失败的试验反而激起了人们对“实名制”的想象。
重庆试点后几个月，广东的大学教授蔡茂松在《南方周末》上呼吁推行火车票实名制，他还用“非典”时期要求旅客填写健康卡来进一步佐证，“一时上车购票、进出站井然有序，再也见不到票贩子的身影了”。
尽管九三学社江西省委主委王贤才早在2000年的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提倡实名制，但蔡茂松借助大众媒体，形成了此后几年专家、学者的“实名制大合唱”。2007年，厦门、宁波等地也分别试点“登记实名制”和“民工专列实名制”。
王贤才曾在2005年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铁道部对实名制“态度暧昧”。2008年1月18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否定了以上试点全国铺开的可能。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也称，火车票还不具备实行实名制的条件。
与此同时，民间却有不同看法。
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陆琴脚艺”连锁店的董事长陆琴提交了《关于实行实名制缓解铁路买票难的建议》。“我在新华网上开了一个博客征求民意，博客上呼声最高的就是实名制的提案。”陆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说服”铁道部推行实名制，民间的实名制调研小组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中央财经大学2008级的MBA杨子江曾组织同学一起调研，“我们想如果能像地铁一样自动售票就好了，从技术来分析实名制其实不难。”杨子江说。
知名法律学者郝劲松2006年也曾尝试“火车票实名制可行性”的研究，“我们的初步设想主要是对火车站的学生、农民工及其他社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郝劲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问卷调查包括“愿不愿意为实名制耽误验票时间”“担不担心实名制后个人隐私泄露”“有没有人反对实名制亮身份证”等。
“最终迈出试行实名制这一步，实际上是赞成的声音淹没了反对声，铁道部顺应民意，是民意的一次胜利。” 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华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铁老大的“实”验
“今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在广州、成都铁路局部分车站试行购买火车票实名制。”2010年1月9日，铁道部的通稿寥寥数语，却如平地惊雷。
实际上，实名制的调研工作早就开始了。
1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高晓兵透露：“铁路企业对实名制问题进行了多方的论证研究，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并且对实行实名制的方案、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和准备。”
谁也没有料到，调研工作做得如此不露声色，就在两年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对火车票实名制的态度，还言犹在耳。
即便如此，铁道部“试水”实名制的准备工作，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2009年春运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就春运火车“买票难”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铁道部开动脑筋，研究采取若干便民、利民措施，以化解矛盾，确保春运任务顺利完成。这被人们为“实名制”纳入铁道部考虑范围的一次重大转折。
“2009年6月份，我突然发现火车票从红色纸票变成绿色卡票，比北京地铁的一次性进站卡软一些。”郝劲松回忆。
12月10日，火车票又进行了改版升级，由一维防伪码升级至二维防伪码，这被看作是实施实名制的前期技术准备之一。同一时间，几位网友的博客挂出了内容相同的日志，都称“内部代码是568的铁道部密件”透露，2010年春运期间，铁道部将在广铁、成都局试行火车票实名制。
随后，红网记者喻向阳称“获得了铁道部下发的一份《程序修改和操作说明》，这份长达29页的文件详细说明了如何进行火车票实名制”。这意味着，“2010年春运，旅客或许可以实名制购买火车票啦！”
起初，这被人们视为“狼来了”的玩笑。
广铁系统内传出火车票要实名的消息，新华网也于2010年1月8日发布消息确认，直到铁道部通稿下达，实名制试行的传言终于成为事实。
成都铁路局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材料也显示，“元旦前，已安排专班人员拟定了有关实名制售票、验证的培训教材、组织办法和应急预案。”
在实名制试行消息公布之前，该局就已经制定好《成都铁路局客运车票实名制试点工作组织办法》《实名制客运组织应急预案》，并增加验证人员1284人、增援实名制验证武警577人。
种种迹象表明，“实名制”早已是蓄势待发了。
“实名制”的是非
2010年1月30日零时8分，随着首趟实名制列车L7688次驶离广州站，“实名制”也正式开始接受公众的检验。
而从“实名制”设想提出至今，围绕它的是非之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赞成的人认为实名制可以推进铁路的公开和透明，遏制黄牛倒票。不赞成的人认为，实名制不能增加一张票额，反而牺牲了旅客快捷便利的有利条件，实名制不能解决买票难的问题。”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高晓兵说。
“黄牛票本质上是铁路系统的服务问题。”华茂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原高级工程师王梦恕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非客流高峰时间，黄牛帮旅客排队买票，为旅客节约时间，正是因为铁路系统无法提供足够票源，黄牛才有‘服务’的空间。”
而实名制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黄牛”炒票的问题？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也找不出答案：“这需要时间来检验。”
知名法律学者郝劲松则认为，“实名制可以杜绝售票最末端的‘黄牛党’，使原有运力得到有效地发挥，避免排队排第一却买不到一张票的情况，实现买票的公平。”郝劲松同时认为，实名制的试行，要配套票源公开。“比如卧铺多少张、坐铺多少张，车站及其代售票都要在电子屏幕上显示出来，不能让某些‘大黄牛’通过铁路内部关系，拿着上百张旅客的身份证复印件，买旅游团的团体票。”
对于“一票难求”的原因，大家也各执己见，难以达成共识。
“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是铁路运输能力供求之间的矛盾。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运能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高晓兵说。
郝劲松对此却很不以为然。“我18岁的时候买不到票，现在38岁了还买不到票，铁道部的运力都提高到哪里去了？”
“若在高峰客流期铁路运力能够满足旅客需求，火车票能够达到供需平衡时，那么在高峰客流期过后，也就必然会出现铁路运力过剩。”警用铁路技术专家杨素亭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在沸沸扬扬的争论之外，官方看得见的行动是，2009年12月中旬，铁路公安启动了打击炒票、制贩假票的“蓝盾行动”，“破获800多起炒票案件，抓了1000多名炒票的黄牛党。”王勇平介绍。
售票员内外勾结倒卖车票是老话题，不少老百姓称铁道部的“内鬼”就是最大的“黄牛”，为此，高晓兵透露铁道部“新政”——参与倒票的职工，只要发现将一律解除劳动合同。
“一票难求的问题要解决，除了实行实名制，增强运力，首先要做的，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华茂坦言。中华铁道网CEO 于丁亦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随着铁路建设市场开放，原归口交通部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原归口于国家电力公司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都达到了铁路建设认证资质，并在多次铁路建设中竞标成功。”
“无论结果好与坏，改革都应该允许试错，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名制的试行是大势所趋。”华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