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子最后由andong2003在 2005/04/07 12:34pm 第 1 次编辑]

冬日的斜阳慵懒地照在只有几间站舍的杨庄车站，两条正线、两条会让线的钢轨幽幽地泛着冷光。我们沿着路基边上的小路向东行走，一群骑自行车的孩子嘻笑着从身边飞驰而过，直到走到了一片柏树围着的“杨庄事故遇难旅客纪念碑”前，记者才将这个安静的小站与一次震惊中外的惨烈事故联系起来。
        惨剧在凌晨３时１２分发生
    在郑州分局的相关资料上对杨庄事故是这样表述的：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３时１２分，郑州分局郑州机务段司机马相臣、副司机阎景发，驾驶东风３型０１９４号内燃机车，牵引由西安到徐州的３６８次旅客列车，编组１３辆，按运行图规定应在陇海东线杨庄车站停车６分，会让由南京开往西宁的８７次旅客快车。由于司机、副司机在行车中打盹睡觉，运转车长与人聊天，车进杨庄车站后没有停车，继续以４０公里的时速前进，以致在一号道岔处与时速为６５公里通过的８７次旅客快车侧面相撞，造成重大旅客伤亡事故。
    ８０多岁的张新田老人是杨庄村最早到达出事现场者之一。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倚在一堆棉花杆上晒太阳。他说，是一片哭声把他引过去的，他去了后吓了一大跳。高高大大、坚固的火车竟像一堆木头一样，说碎就碎了。撞破的车厢里到处是死人，有老人，有孩子，有当兵的。有的一家几口全没了，有的是大人没了，孩子哭着喊娘，别提多惨了。一个当兵的大喊：“大家都不要管自己的东西，抢救伤员要紧。”一些穿铁路制服者组织救人，兰考县医院的救护车很快就开来了，还来了许多车，死者被从车厢中背出后用草席盖上了，伤者是一车一车地往医院拉。
    据现任站长高峰介绍，他听当时的杨庄车站站长说，事故发生后，司机马相臣、副司机阎景发也被惨状吓坏了，当时两人就想找棵树吊死，只是周围一棵小树也没有。如今这片风沙弥漫的盐碱地上，稀稀疏疏地种着几百棵白杨，有的已有碗口粗细，棵棵白杨如同座座墓碑给凭吊者以无限的哀思。记者心中暗想，两人就是死了，又能洗刷掉自己的罪责吗？“违章就是杀人，违章就是自杀”。血写的教训是多么深刻呀！
        无法推卸的责任
    “那个年代出事故是卖枣的跟着卖碗的，枣枣（早早）碗碗（晚晚）的事。”已退休在家的郑州机务段原副段长于增润这样评价当时的安全形势。
    “文革”期间，郑州局闹派性搞武斗，事故层出不穷。当时有一句话，“火车好坐，郑州难过。坐在前头怕撞头，坐在后面怕追尾，坐在中间怕腰里插枪（侧面冲突）。”１９７８年虽然拨乱反正了，但许多措施还没有落实到位，特别是管理上十分薄弱。就在杨庄事故发生前一个多月，郑州机务段０１９２号机车牵引的５４次旅客列车，应在杨楼车站停车等会１０３次旅客列车。由于司机违章作业，该停车不停车，致使列车闯出信号机冲入正线，险些与迎面开来的１０３次旅客列车正面相撞。对于这件性质极为严重的事故，有关部门没有按照“三不放过”的原则严肃处理，有关领导的态度异常软弱，仅免去责任者职务了事。“如果严肃认真及时地处理了杨楼事故，就很有可能避免杨庄事故的发生。一件违章松松手，百件违章在后头。”于增润痛心地说。
    管理薄弱还表现在奖罚不明上。于增润说，他当时也是机车司机，对此体会很深。有个机班防止了旅客列车相撞事故，拖了两个多月才不声不响地发给每人１０元奖金，根本起不到表彰先进的作用。相反，有个副司机在开车前执意要上街买鱼，造成漏乘，由司机一人单独开车６个小时回到郑州。这样重大的事故危机，竟然没有引起段领导的注意，直到路局追查时才进行了处理。
    与管理不严相对应的是职工纪律松弛，责任心不强。于增润回忆起这样两个事例：１９７８年１月１日，０１９２号机车牵引３３８次旅客列车行至民权车站，副司机下车买花生，到商丘后不休息，乘车３个小时回家送花生，后又从郑州乘车５个多小时赶到徐州接班。２月１６日，驾驶４０２０号机车的机班下班后３人同时离开去洗澡，一个精神病人上车将锅炉水全部放完。队长发现后盲目向锅炉大量注水，使锅炉变形，机车不能使用。至于一些司机出乘前或者途中饮酒，更是屡见不鲜。
    杨庄事故主要责任者马相臣，曾因违章作业被撤职，复职后旧习不改，经常在夜间值乘时打盹睡觉。尤其在发生事故前的一段时间里，趟趟都要与副司机轮换睡觉。如此涣散的劳动纪律，怎么能够保证安全生产呢？在杨庄事故发生前，司机、副司机和运转车长三个责任者中只要一人认真工作，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令人痛心的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劳动纪律，被这些违章者集体践踏了，终于酿成了一起人为的灾难。
        “责任”之外的话题
    杨庄事故的发生，根本原因是司机、副司机和运转车长玩忽职守，为此他们本人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司机马相臣被依法判刑１０年，副司机阎景发被依法判刑５年，运转车长王西平被判刑３年缓刑３年。
    采访期间，许多人在话及责任人罪责难逃之外，都谈到了一个责任之外的话题，那就是当时无法靠设备保安全，物质条件很差。
    火车头奖章获得者、郑州机务段司机张炳杰是现在的东线车队司机。记者一大早见到他时，他刚驾机牵引２０３３次列车从徐州返回郑州。在张炳杰驾驶的东风１１型２４５号机车上，他指着自动停车装置、信号显示装置、运行监控记录器、无线列调电话和轴温报警器等对记者说：“发生杨庄事故时，车上这些东西都没有。当时行车全靠目视信号，有时遇到大雾天气看不见信号，只有估计着快到站了先停车，一人跑向前方确认信号，看清了信号再走，所以列车经常晚点晚得一塌糊涂。那时候行车，真和‘聋子’‘瞎子’差不多。后来机车上下都有了这些设备，事故才大为减少。当时如果有起码的车机联控，杨庄事故也不会发生。”   
    那时没有严格的待乘休息制度，机车乘务员出乘前一般都是在家休息，而当时一家三代住二三十平方米的房子多的是。马相臣一家几口的居住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作为机车司机，他就是因为头一天没睡好，途中违章睡觉引发的事故。采访于增润时，记者也听他讲了一件令他后怕一生的事。１９７７年，有一次他正待乘在家里睡觉，兰州铁道学院的老师来了，于是他就陪着吃饭聊天，送走客人后只睡了一个小时。出乘开车到民权车站，困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第一次减压还知道，然后就迷糊着了。列车进站产生强烈振动，他一激灵醒了，立即紧急刹车。等车停下，离信号机只有２０来米了，险些酿成事故。他说，这件事让他刻骨铭心。
    “在安全生产上，传统的经验管理得有，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做，但关键还要靠科技。”于增润对记者说。
    记者在杨庄车站采访时，兰考车站正组织职工在这里进行安全教育。“郑徐电气化铁路明年就要开通了，杨庄车站很快就会被取消。以后这地方恐怕就少有外边的人来了。”杨庄车站站长高峰指着已经栽好的供电立线桩说。杨庄事故的血渍早已褪去，杨庄车站很快也会被取消，但杨庄事故的教训郑铁人一定会永记不忘，并在安全标准线建设中引以为鉴。                         （本报记者  王建林）